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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刚：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应跳出意识形态窠臼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应跳出意识形态窠臼
袁 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提要 日本宣布投降之时，中国大半领土尚被日军占领，是美国人打败了日本，中国“熬”到头分享了胜利。贫困孱弱的中国面对强敌进行了全民决死牺牲抗战，一流战略家蒋方震制定了“拖”死日本的“国防论”，为国民政府所采纳。上兵伐谋，牺牲救国要讲谋略，弱国抗战不能死拼，将全民决死抗战尽量延后对中国更为有利。蒋介石并非不抵抗，“曲线救国”是“以迂为直”，但北方强邻苏联却按捺不住了，斯大林耍尽阴谋让中国早打大打充当“挡箭牌”，先是支援中国抗战，后却又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你承认外蒙古我承认满洲国，牺牲中国作利益交换，奸笑到了最后。蒋介石是国际承认的抗战中国统帅，中共当时也承认并为其部下，“七七事变”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领导全民抗战，国军按蒋方震方略由东而西进行了拼死抵抗。但中共长期屏蔽国军英勇抗战的史实，把平型关“小捷”说成是“大捷”，歪曲历史搞愚民宣传。文革高潮时大陆民众只听到“样板戏”《沙家浜》沙老太唱：“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却不知道百万规模的松沪抗战是国军依既定战略主动打的。现在中共宣传部门又大肆宣染“南京大屠杀”，却不讲惨烈的首都南京保卫战。为什么纳粹攻占巴黎没有大屠杀呢？是因为法国宣布巴黎不设防，而蒋介石不是贝当！重庆政府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战艰难岁月国民政府伐谋伐交，“第一夫人”宋美龄到美国国会演讲争取美援，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中、美、英三国首脑会晤，是中国“从此站起来了”的标志，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及常任理事国。中共的敌后游击战也符合蒋方震“拖”死日寇的方略，但共军在接受改编后并不服从国府领导，毛泽东违抗斯大林命令“坚持独立自主”，在延安大手笔盘算“何日缚住苍龙”。以前我们只知“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歼，不知此前一年新四军粟裕部北上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夹击坚持敌后抗战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抢占苏北地盘，窝里斗是共军先打国军后打。日军投降前曾发动豫湘桂战役打通中南路，中共竟派出王震三五九旅尾随至江南占地盘，为内战布局。自相残杀的窝里斗让外人瞧不起，大规模内战实无真正意义。八年牺牲抗战国共两党战绩相加，尚不及苏联红军一个月对日摘桃战绩之一半，可怜兄弟相残内战三年刚结束，国家残破，却又马上听命斯大林打了三年朝鲜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到1953年“板门店停战”，孱弱贫病的中国人竟连续打仗二十多年。为什么贫弱不堪却打了又打呢？苏联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苏联输出革命向中国灌输意识形态，从精神上控制中国，隐蔽战线更无所不用其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比日本更狡诈更阴险的大敌，中国人上了苏联人的大当吃了大亏。蒋当年认为“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毛临死前也认识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头号敌人，蒋可谓毛的先驱。毛、周“联美抗苏”并逼日本参加“反霸”。苏联垮台其意识形态破产，国人本应反思吸取教训，但“今上”出于一党之私及陈腐意识形态之考量，竟反毛蒋之道而行，搞起了“联俄抗美”，与普京搞阅兵纪念“反法西斯”。以“反法西斯”为名联俄搞国家社会主义，是一条最危险的不归路。中共的朋友不是普京而是血肉相连的国民党，抛弃苏联模式陈旧意识形态，与兄弟国民党共商民主建国实现“中国梦”，才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文章以摆事实来讲道理，以史实为主，共约三万余字分八节：
1, 抗战胜利纪念还原历史真相警示现实才有真正意义。
2, 蒋方震为国民政府谋划抗日国防论并预见最后胜利。
3, 抵御日本侵略的同时还要警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4, 日本是军国主义不是法西斯，法西斯乃一种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
5, 国民政府依蒋方震方略抗击日寇参加二战。
6. 东亚中、苏、日博弈和蒋方震兵略倍受干扰。
7, 弱国决死牺牲救亡却闹窝里斗让人瞧不起。
8, 胡耀邦说：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中、美、英三国首脑会晤，才是中国“从此站起来了”的标志，中国人在抗战中熬出头，几张宋美龄穿插其间的历史照片弥足珍贵。）
一， 抗战胜利纪念还原历史真相警示现实才有真正意义
抗战胜利七十年纪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谓是百感交集。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英、中、苏无条件投降。《波茨坦公告》是由美、英、中三国在7月26日发出，但日本未加理会。而此时苏联仍与日本有外交关系，日企图通过苏联斡旋，以更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但8月6日与9日，美国分别在广岛和长琦投下原子弹，8日苏亦弃日在《波茨坦公告》签字并对日宣战。14日的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不顾军部反对坚持“终战”，不愿投降的军阀纷纷剖腹自杀，诏书由政府大臣副署当天发布。次日晨7时中、美等各国正式宣布接受日本投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发布文告，在声言“正义必然战胜强权”的同时，要求中国人“不念旧恶”，不必对日本人民进行报复。
然此时150万苏联红军正不顾一切地向中国东北疾进。中国虽说是赢得了抗战胜利，成为战胜国“四强”之一，但胜利之日却还有大半领土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如今国共两党都说自己打败了日本，其实都含有很大水分，铁的事实是：日本是美国人打败的，中国八年抗战拖住百万日军，虽也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依靠自己力量根本无法打垮日本。八年来竟没有一兵一卒踏入过日本国土，甚至没有在日本投下一颗炸弹，怎么能说中国打败了日本呢？苏联领袖斯大林和美国将军史迪威就最看不起中国人，中国的胜利只能说是“熬”到了美国打败日本之日，是分享了胜利。也有人将日本投降归功于苏联出兵，“歼灭了百万精锐关东军”，其实苏联出兵之日正是日本投降之时，根本就没有什么重大战役，已宣布投降的日军也没有认真抵抗，苏军在中国东北大肆奸淫抢劫，其野蛮凶残甚至超过日本人，根本就没把中国当战胜国盟友看待。
虽说没有真正打败日本人，但中国人民的抗战仍然可歌可泣，在综合国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势下，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坚持抗战八年之久，付出了极为巨大的牺牲，忍受了无比艰辛的苦难，终于“熬”出头摘取了胜利之果。我们现在隆重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抚今追昔，祭扫先烈，感慨之余应实事求是地反思，跳出昔日意识形态窠臼，不再搞历史虚无主义，不再任意歪曲删改历史，通过对抗战历史客观公正地总结评价，来记取惨痛教训，警示当今，展望未来，落实先贤“中日不再战”的誓言，为民族复兴和世界和平作出切实贡献。
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力今非昔比，正在由弱国变成强国。然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却是混乱残破惨不忍睹。鸦片战争百年来，中国一直遭受西方列强侵略蹂躏，抗日战争乃第一次获得全胜的反侵略战争，但即便成了战胜国，却仍无权参加分配战果的“雅尔塔会议”， 领土主权继续遭受苏联掠夺。而且，刚熬到胜利的中国，不久即发生内战，规模竟超过抗战，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不出三年即被共产党赶到小岛台湾。国共斗争与国共合作之牌打了近百年，今天仍然在打，而抗日战争无疑是双方地位变换的转折点，纪念抗战至今双方仍各说各话。大陆方面一些人尤有虚骄之气，不但狂言战争要武力解放台湾对日本动武，而且妄称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有人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应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是“反法西斯”主战场，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人类解放作出了最大贡献。这种不顾史实的虚骄狂妄，不仅为世人所笑，更有愧于先烈。
战争是残酷的，中国在二战中死人最多损失最大，胜得也很惨！中日战争其实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以后打打停停，至1937年“七七事变”演成全面战争。中日双方最高统帅部对于战争的战略目标，是否进行全面战争，内部一直都有激烈争论，演成全面战争有一个过程。其间蒋介石国民政府委屈求全，“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尽量想将战争延后。最希望中日全面大打的是苏联，以求火中取栗；日本则一直举棋不定，政局也一度不稳。日本当时有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并不主张日中全面开战，如孙中山的朋友首相犬养毅，海军部放眼大东亚太平洋也不主张扩大侵略中国，但陆军一小撮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竟发动政变，刺杀首相犬养毅及海军大臣，最后绑架日本政府全面侵华，陷入不可自拔的战争泥潭。
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什么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呢？
那是因为他们把中国看成了唾手可得的“唐僧肉”。当时，中国不仅国力虚弱，是东亚病夫，而且内部分裂不统一，没有一个能统一指挥全国调动各方资源的权力中枢，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什么合法性和足够的权威。“九•一八”事变日本以很少的兵力钻空隙，在极短的时间内拿下整个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一些军阀认为拿下整个中国也可以象占领东北那样轻而易举，所以敢于轻启战端。但直到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引发世界大战，中国从1931年局部抗战到37年全面抗战，均无力也没有影响世界格局，中国抗日与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侵略一样，还谈不上是二战开始。
二， 蒋方震为国民政府谋划抗日国防论并预见最后胜利
由于党派偏见意识形态干扰，抗战历史至今仍有很多盲点和被歪曲的篇章。“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中国该如何应对？打仗要死人流血，不是儿戏，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关系国家存亡，需要谋划准备，越是要打，就越要镇定，要从长计议，以求立于不败。长期以来，蒋介石国民党一直被共产党扣着“卖国贼”帽子，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至今一直骂个不停，但台湾国民党方面却截然相反，事实到底如何呢？是不是高喊救亡高喊打回老家去就爱国，未战庙算从容应对就是卖国投降呢？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打仗既是生死存亡之事，不问敌我实力，不能知己知彼，不讲究战略战术，不研究如何打法，等于送死。高喊口号冲锋陷阵虽可敬仰，却不能挽救危亡。抗日必须全国一盘棋，需要最高统帅部全面筹划。现在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诉说，当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并非无所作为消极应付，更没有屈膝投降，而是一直在谋划抵抗方略，上兵伐谋作积极应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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