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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媳赵力平口述 朱德因病去世的内幕
儿媳赵力平口述 朱德因病去世的内幕
文章来源: 中新网 于 2015-08-16 09:04:55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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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最后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推迟，但之前竟没人通知。他独自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呆近1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当时中共中央专门为朱德成立医疗组，但康克清说：“医疗组工作人员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谁也没有料到，朱德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本文摘自2012年第7期《同舟共进》，文章系朱德儿媳赵力平口述、周海滨整理，原题为《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
2011年11月20日，北京玉泉路国防大学对面某公寓，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出现在自己的住所外。她就是朱琦的夫人、朱德的儿媳妇赵力平女士。在寓所楼下，赵力平见到朱德生前身边工作人员袁存建，两位老人高兴得拥抱起来。赵力平虽然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铄，说话娓娓道来，对于唏嘘往事非常释然，“想得很开”。此时她正忙于筹备12月1日举行的朱德诞辰125周年纪念活动。
以下为赵力平女士对往事的忆述——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她说：“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的一个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确，爹爹是一位军人，但很重情义。
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们在昆明认识。肖妈妈的爸爸原来在昆明搞了个货栈，而肖妈妈是个师范生。爹爹从上海到昆明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养伤。肖家父母后来觉得爹爹勤劳朴实，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两人就这么在一起了。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的丈夫朱琦，但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病，数月后病故。朱琦出生时，爹爹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取名“保柱”。保柱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进步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康妈妈曾讲过她在抗大学习时和爹爹一起打篮球的故事。爹爹的篮球打得很漂亮，常到女生队里打篮球赛。本来爹爹和康妈妈是分在两个队里。开赛后，双方争夺激烈，康妈妈看到球传到了爹爹手中，就大喊一声：“老总，把球传给我！”爹爹看也不看，就把球扔给了康妈妈，让对方得了分。
与爹爹一队的队员很不满意，埋怨起来：“总司令，你怎么把球传给了康克清？她不是和我们一边的。”“啊，我忘了，上了她的当，下回注意！”爹爹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可下一次，只要球在他手里，康妈妈再大喊一声“把球传给我！”他又把球飞速传了过来。大家都哈哈大笑。
康妈妈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相互间的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几十年后回顾，可算是俗话说的‘美满姻缘’了。”
贺龙终于完成“特殊任务”
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不然早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组织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将他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到了延安，开始在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国家干部，但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有人说爹爹：“你就这么一个儿子，还送到前方去吗？”“我的儿子不当兵谁当兵啊，到前方打日本鬼子去吧！”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甲等残废，于是被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织批准、调查，得查三代，后来调查完找到了我。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队部里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第二天，顾玉玲问我：“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当时一直没同意，因为觉得家庭差距太大。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工作了。
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将军找到我，劝我同意这门婚事。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讲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
贺龙说：“我们要进张家口了，你们结婚吧，不结婚不方便，结吧。”我说：“日本鬼子打败了，全国解放了再说吧。”他说：“不行，先结吧，多大了？”我说：“二十。”
“20岁还不结啊，人家小姑娘16岁就生孩子了，考虑得怎么样？”然后，他就拍着桌子，说“结吧！结吧！”
我说：“官太大！”
他说：“官太大？共产党的官也不会打人，也不害人。”
后来，我们文书科的一个女科长刘香（音）对我说：“赶紧结吧，不结天天跟你谈话，你也烦，领导没完成任务也交不了差。”在延安的时候女生太少了。
贺龙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说完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他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
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朱德定调：儿子不当官，从工人做起
经过了晋绥、晋察冀，我们到达河北与刘少奇、爹爹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聚合。但还没来得及同爹爹和康妈妈见上一面，我就和朱琦加入了由邓颖超当团长、黄华当副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赴河北阜平县搞土改。
那时候跟百姓同吃同住，我和邓颖超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们两口子，黄华两口子，邓颖超的秘书，周恩来的秘书，七八个人。大约1948年8月份土改工作快结束了，邓颖超说，咱们工作快结束了，你们也回去看看总司令吧。
第一次见他们，爹爹非常高兴。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康妈妈忙着招呼我们坐下，刚坐定，爹爹便问：“土改工作结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说：“还没想好呢。”
爹爹说：“现在整个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家需要建设，部队好多同志需要转下来。”
我说：“没意见，到哪都可以。正好银行招生，我到银行去吧。”
后来我考上了，去了石家庄人民银行（后被调到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院长）。朱琦想去铁路。总司令说，那好，你去铁路吧，到铁路不能当官，从工人学起，就给他定调了。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于是先当练习生，学习技术，后来又当火车司炉。朱琦腿有残疾，三年后他由司炉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但他还是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有一天，他回家说，“我见到爹爹了。”我很奇怪，问：“在哪里？”朱琦说：“在我开的火车上。”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爹爹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爹爹。爹爹看见全身黑糊糊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
朱琦早逝，朱德十天后才知道
朱琦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为爹爹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周总理等不时地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是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1974年6月10日，朱琦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对他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爹爹很担心，整整一个星期睡不好觉，总是问情况怎么样，还需要什么药，得到的答复也总是“还在抢救”。
6月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他：“抢救无效，朱琦走了，追悼会都办好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他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爹爹曾说：“假如我不在了，我没有任何财产，房子是国家的，还有这个桌子，全部交给国家，你们要不上。但是我有一部分书是自己买的，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发的，你们可以看，可以拿去学习。我的会客室有一个主席像，这个你们可以拿走。”事实也是这样，康妈妈病逝以后不到24天，中央管理局就把家具全拿走了。朱琦病故后，当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对康妈妈说：“你看朱琦病逝了，可是力平一个人在天津，把她调到你们身边，对你们本身也是个照顾，对力平也是个安慰。”当时我也在场，康妈妈没说话，爹爹说：“力平在天津工作这么多年了，有群众基础，工作也不错，调到北京的新单位也不好参加工作，还是在天津好吧。”一句话否定了。（离休之后的1996年，我才调到北京。）秘书抱不平说，总司令太正统了，从来不为孩子说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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