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习近平断言“党蜕化变质”。孙丰斩钉截铁说：大错！ /孙丰文集

   此话，老汉对习娃的震耳欲聩的教育是：他与他的党金刚们的理智尚不能达到了知断案为真为假的水平，他们还是些未发蒙的盲童。因为“蜕化”与“变质”都须依时间为先验的秩序条件才能看到。“蜕化”与“变质”所说虽是“质”，但无论什么东西的变化都只有在时间次序里才能经验，因而“蜕化”与“变质”就都包含着时间上的阶段性：“变”至少有开始吧？因而“质变”所描述的就是一特别时间段里的党的“性质”，因而也就有“质”的未变前的历时----从而党必还有一个未变的原本之“质”。它是什么？什么样子？

   “党的蜕化变质”这个论断说的就只是某时开始的党的原本之“质”的逐渐丧失，同时又肯定了其前的时间在对党起作用的还是原本的那个“质”。从逻辑上作出党的性质的“蜕化、变质”这个断言，就必须对党的全部历史有清晰而准确的把握，在整体史的把握下又有对不同的阶段史的了如指掌：有了这样的把握与了解，才能作出党在性质上的不同阶段的区分。毫无疑问：“蜕化”也好，“变质”也好，或是“本原之质”也好，所说的都是一定时间段里的“质”。这就须有一个“未蜕化的“质”来作蜕化了的“质”的参照系，有一个未变的原本的“质”来作变的“质”的比对样本。并且必须让人们直观到党的那个未变的原本之“质”是什么样，并用这个原本之“质”去比对那变了的“质”，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并承认共产党犯的罪恶确是因为“蜕变”，而非因为原罪。因为不论对什么东西的“变或未变”的追问都先天的含蕴时间上的分野。
   “变”是有开始的，这“开始”就是时间上的分野！

   共产党近百年，这里所考究的虽是“质”，但质变也是变，只要是变，就含蕴动，只要变动，就必以时间为主观的要素。任何的“变”都在某时间点开始，并在时间上有跨度。而质变前必业已有“质”，这个“质”是本始的，原初的！质变前的这个本原的“质”什么样子呢？习近平对此未能了知。

   这个质变前的“质”必须与眼下这个变了的“质”不一样，在价值上必须绝对相对反，必须不共戴天，誓不两立，不得相融相容。如果相融相容何谈什么“质变”？如果质变前的那个“质”与变了后的那个“质”是一个样，是全同，毫无差别，习近平就无“质变”可谈。若我在这里证明了习近平说的党的质变之前的那个“质”与质变后的这个“质”在价值上是属同类同质的，无从区分。那么，老汉子我就有理由要求习近平承认共产党犯的罪恶不是因为蜕化与变质，而是植根在不可避免的原罪上的。习近平就应向全社会坦然承认自己是一个未发蒙的理盲，其全部活动只是凭着意志的相当然，不是建立在理性证明之上的理所当然。就须承认（不是在自己内心只向自己或老婆孩子）中国共产党人几乎全是混混，当官前是些李自成与张献忠，当了官就是些李莲英与和坤。（我想做到这一承认并无困难，因为习近平及其金刚们在内心已无例外的有了这种承认。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讲话也直接就是这种理智上的承认，只是还囿于感情，为利害所固守，不肯把理智上的承认上升到敞开的水平罢了。）

   我的议论所要证明的是----

   做为文化的共产主义乃是一个先验罪恶。
   共产党是一个先天原罪的人集集团。

   这“共产主义”也是一个概念，因之也是做为思想的承载形式而存在于语言中，因而也是一个知识，可它是一个无矛盾的能自圆的知识吗？这才是问题的原点或症结，是共产党所犯罪恶的真正源泉。所以我说并不是因马克思这个特殊人物创立了共产主义，它才造成罪恶，而是“共产主义”之做为思维载体所载的本就是思维上无解的矛盾。不进入实践便罢，一旦进入实践，必被代入实际的人事，思维上的矛盾便立马演绎成事实上的罪恶。

   共产主义是一种先验的罪恶文化，这是实践所不能避免的。共产党不是在时间推进上变恶变坏的，也并非因马克思创立了它它才恶才坏的，而是“共产主义”这个主观理念，这个知识与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的不能相容性，它便必恶必坏的----因物质的存在方式是各各独立，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类物质，因而物质存在方式上的独立性反映在人类生命存在上就是个体的独立并完满，人的生命实现当然就只能是独立并自主。至此我们揭示了：共产主义所针对的就是人的生命独立性，人在主观上的自主性就是做为客体的人的生命的独立性。不论由谁来创立共产主义，那怕是最善良的人用最善良的愿望，比如孔子或孟子，那怕是善良的庄子，只要他创立的制度是共产主义，这个共产主义就与马克思所创立的一个样，无从逃避地必造成人类灾难。

   下节：（2），人类是一有两个“原”的物种（作为客物的“原”与作为主物的“原”）
（2015/07/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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