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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未来中国新视角──“红后”与“右后”的对决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大陆媒体纷纷报道,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投掷墨水瓶的男子被判有期徒刑十四个月,再次引发国内左右舆论对立。
   


      公众舆论的严重分裂
   
      最近,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反毛泽东及恶搞“红色经典”样板戏事件,又聚焦起不少海内外左右舆论纷争。毕福剑因父亲曾经是被毛泽东迫害的右派,私底下有许多体制内官员、名人都有的对共党神话领袖与军队“大不敬”的“右二代”情结。大陆“毛左”与“红后代”,对毕福剑此次借样板戏反毛恼羞成怒,如同他们当年对茅于轼否毛要集体起诉一样口诛笔伐,意欲投井下石。但更多倾向非毛网民,却力挺毕福剑,千夫所指告密者。这种全民卷入情绪、观念、立场对立的现象,深刻地体现了当今中国公众舆论的严重分裂,透视出这一社会现象的背后,是中国体制内外一直存在着“红后代”与“右后代”分野为引擎的阵营对决。
   
      “红后代”与“右后代”
   
      所谓“红后代”,是指中共建政前“老革命”的子女。“红后代”大都属于“左后代”。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可以发现,这些“红后代”,往往与当年叫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部分“红五类”与文革“三种人”合流,如今又带动了不少社会上的“毛左”、“愤青”、“五毛党”等,可谓“左”流滚滚,其社会基础不可小觑。
   
      当今中共当权派主流多是“红二代”,大都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自居,迷信“东方红、太阳升”。“红二代”们以“父辈的江山”“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利”为借口推行封建时代的“家天下”,“盗合法之名,渔天下之利”,谁否定毛泽东,就如同挖了他们的祖坟。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带领其父辈暴力革命赢得并传承的政权,是兑现他们为“阶级斗争”投资的红利,而权力寻租腐败,则是他们为“共产革命”付出代价的利息。
   
      中共建制后一党专政,拒绝还权于民的现实,曾孕育出了“五七”一代的储安平们,抨击“党天下”,并由此成为了毛泽东大搞反右“阳谋”的靶子。在全国打了五十五万多个右派分子及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右派阵线由此而生。
   
      如今的右派分子,离去的不少,但右二、右三代如雨后春笋,在大批产生和繁殖。所谓“右后代”,就是指当年右派的子女加文革“黑五类”。从右派子女、文革“黑五类”到民主墙、反自由化、直至“六四”,中共历次政治运动血腥镇压的“敌对势力”(自由化力量)及其灾难所波及的所有家庭与公民总数,构成“泛右后”阵线,已经远远超过了“红后”。
   
      “五七精神、薪尽火传”
   
      近些年来,虽然“红后代”动作频繁,媒体鼓噪。什么“红二代座谈会”“红二代老区访问团”“将军后代合唱团”“多名领袖后代前往吊唁”等等,花样繁多。当今中国每一个撕裂社会共识的公共事件,都有以他们为主体制造、带动的极左言论氛围。
   
      与此同时,最近几年“右后代”更是亦步亦趋,也在不断发声与集结。二○一二年六月十日,“五七精神、薪尽火传──纪念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冲破禁锢的一些右一代、右二代、甚至右三代都到了。他们从世界各地,五湖四海,汇聚一起。目的就是继承与发展拒绝“党天下”,呼唤“公民社会”的到来。在纪念右派五十周年时,全国上下,党内外一致呼吁要求中共当局负起历史责任,反省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反右“阳谋”。特别是全国各地被错划的右派及其家属们,纷纷联名上书,要求中共领导人公开向所有受到中共违法迫害的民众道歉并予以赔偿。自二○○五年十一月《议报》发表了山东大学李昌玉等几个右派当事人为主发起的《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联名信后,至今签名者历年暴增。如今,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济南、沈阳、武汉等地,都有右派及其后人的自发组织发起联署签名活动,上书中央。那些当年被错划成右派的知识界,社会政界,学术、文化、新闻界人士及其家属们纷纷加入其中。据统计“右派上书”已有三千多份,汇成了极为壮观的右派上书浪潮。甚至有钱伟长、丁石孙、吴阶平、孙起孟、董寅初等高层知名人士也都上书,要求对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作出必要的政治上、物质上的补偿。
   
      中共领袖从不道歉
   
      反右派运动冤枉、毁灭了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与家庭,导致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含冤自杀,死不瞑目。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犯罪。然而,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坚决拒绝道歉与赔偿,导致国内外舆论一片挞伐之声。大陆彼岸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可以负起历史责任,反省国民党镇压异己的历史罪过,向人民三鞠躬;德国领导人已多次为二战责任向世界道歉;前苏共也为其历史错误在国内国外道过歉。但中共领袖邓小平是当年打右派的急先锋,却只承认“扩大化”,从不道歉,当然他指定的接班人江泽民、胡锦涛也都不道歉。习近平上台后,更以“红二代”首领自居。去年七月十一日下午,习近平特意到西柏坡拜毛,称红色政权“接力棒”已在自己手上,发出“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的著名“两不变”宣言。由此可见,红二代首领习近平更不会就反右运动道歉。
   
      “党天下”与“公民社会”对决
   
      如今,正是“红后”当家的时代。“红后”们因把持权力而貌似强势,一意孤行地大肆镇压中国大陆民间所有不服从一党领导的个人与团体、组织,“公民社会”已成为习近平主导中共九号文“七不讲”禁绝的话题。日前,北京借对泄露“七不讲”的名记者高瑜重判,再次向社会传达“党天下”镇压“公民社会”的最强音,体现着中共最高层的“新反右”斗争意识与“刀把子”镇压思维。
   
      然而,历史从来都不是当权者可以单方面书写的。目前,红、右两阵,虽不能整齐排队:红营并非都是毛左,右营也并非都非毛,但其主流倾向基本是泾渭分明的。如今不少当年的“红五类”都已分化、蜕变到“黑五类”阵营,甚至连中共的两个下台总书记,都一个倾向“自由化”,一个反对镇压。虽历来被当权者打压,但远比“红后”更具有社会基础,且远超过“红后”的泛“右后”力量,一旦从局部的“自在”,走向全局到“自觉”,吹响“自由化”的联合阵线集结号,那将是一个翻江倒海的公民社会到来时代。从这一意义上理解,观察未来中国发展的新视角,就是这种“红后”与“右后”,围绕保“党天下”与争“公民社会”的对决。而毕福剑视频事件反映出的泛“右后”集体心声,正是为此打开的一个观察窗口。
(2015/05/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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