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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


   
   
   《基督教与民族主义》
   

   2015年发表
   
   第一卷第六章
   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
   
   谢选骏评论:
   
   由共产党来大声疾呼“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似乎有些不伦不类,甚至有些滑稽。因为在“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方面,共产党和基督教一样,都是外来的东西。如果说“基督教可能对中华民族的安全构成巨大危害性”的话,那么“共产党已经对中华民族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危害性”了。实际上,共产主义乃是一种变种的、暴力的、世俗化的基督教。不论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其实都是一种“扭曲的基督教”或曰“基督教的无神论变种”。
   
   既然中国人可以皈依“扭曲的基督教”或曰“基督教的无神论变种”,为什么不能皈依“纯正的基督教”或曰“基督教的原教旨”呢。
   
   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从太平天国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其实是在日益深入地进行着“全面的基督教化”的。从洪秀全的偶像破坏到陈独秀的偶像破坏再到毛泽东的破四旧,其间并非无迹可寻。
   
   在这种意义上,从洪秀全的偶像破坏到陈独秀的偶像破坏再到毛泽东的破四旧,未尝不可看作“全面的纯正的基督教化的预工”。
   
   如果说,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可能对中国的现存秩序构成强大的冲击力,那么,这也不过是一种矫枉过正,一种帮助中国回到世界主流的无奈之举。
   
   而且在我看来,唯有“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可以帮助中国更深地吸收基督教文明的元素,帮助中国更有效率地进驻全球文明的主流,从而帮助中国更快地展开自己的第三度文明。
   
   ——————————————————————————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30期,网摘)
   
   基督教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已是事实。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基督教界本身,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基督教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其他所有宗教,而且其优势还在进一步的强化中,特别在城市中的弱势人群、在欠发达地区、在广大农村,基督教正在以惊人的迅速在发展漫延。《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前主任、基督徒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一书中写道:“虽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7000万新教徒,1200万天主教徒,总人数超过中国共产党员”(还有其它基督教研究的专家学者估计目前中国基督教信众已达1.3亿)。
   
   当前我国的基督教发展蔓延有以下特点:覆盖区域广,覆盖了所有的大大小小城市,发展的重点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发展势头猛,增长速度快,在部分农村更有取代传统的佛、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势头;信徒的人数增多,教徒成分复杂;青年信徒比例在上升,成为宗教扩大影响的潜在的社会基础;基督教开始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并逐步影响党的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从发展趋势看,基督教正在改变信众中“老人多、妇女多、农民多、文盲多、病人多”的“五多”现象,不仅教徒数量在不断快速增加,而且信徒的年龄结构、文化素质、经济状况等都在改善,个人教信仰从遮遮掩掩到引以为荣,从弱势寻求保护转向强势出击,社会边缘化的地位正在逐步改变。从事基层宗教工作的同志们发现,基督教领域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从个人的信仰私事逐步上升到社会公共事务,并有改变五大宗教格局、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部分信徒上访的非合理成份增加,诉求的重点从要求设置场所过集体宗教生活开始,转而反对基督教“两会”组织(协会和爱国会),进而要求政府将私设聚会点合法化。少数上访者背后有人在幕后出谋划策,提供资金和“法理”支持对抗政府依法管理。一些不正常现象频频发生且很难控制,如强迫洗脑式的“精神传销”拉人入教;“自封传道人”非法传教,私设聚会点活动屡禁不止;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私设聚会点与爱国宗教团体争夺信众,散布谣言攻击“三自”教会,爱国进步力量受打击……等等。
   
   基督教大肆扩张和由此引起的种种现象,已引起国际国内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百度搜索中输入“基督教扩张”,就会发现有20500篇相关文章,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从国际形势上分析,我国基督教的迅速扩张无疑归功于基督教本身的扩张本质及其本土化策略,更兼得益于境外敌对势力的大力扶持
   
   (一)基督教本质上是侵略扩张主义的。
   
   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外来的佛教在我国本土传播从来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基督教的教义却是完全不同的:从一开始,基督教宣传“一个上帝,所有基督教徒都是兄弟”,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代,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对于异教徒,要把他们全部杀死,连他们城里的牲畜都要用刀杀尽”,“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这些“可咒诅的教义”支撑着西方基督教会侵略扩张,用武力改变异端信仰,使得中世纪的欧洲成了人间地狱,支撑着狂热的基督徒向中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福音化”冲锋。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在宣传品中宣称,要“能够像打败苏联和东欧那样在中国打败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是个巨大的未开垦的基督教市场,高喊“向中国13亿人传福音”的口号,要使“中国基督化”和“福音化”。
   
   (二)基督教调适扩张策略,加快本土化过程。
   
   历史上,西方基督教会在义和团运动中大规模的流血教案中受到沉重挫折和打击,此后,不少传教士和教会人士开始改弦更张,试图消除中国人的敌对情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说,“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取得立足之地,必先得到人民的承认、景仰、赞成与接受。”鉴于历史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加快了中国本土化进程:首先是神职人员的本土化。这些本土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具有初中或高中文化水平,经过培训,对基督教教义和宗教政策有一定的了解,能用当地人能听懂、能理解的语言和形式对基督教教义加以阐述,大大消减了基督教的“洋教”色彩,拉近了基督教与当地人的心理距离。其二是教堂建设与内部布置方面的本土化。其三是基督教的教义日益自由化和实用化,不断降低入教门槛,不断简化入教仪式,百无禁忌,鱼龙混杂,于是艾克曼惊喜地发现,“中国的基督徒非常广泛,上海的学者,温州的商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很有可能是基督徒”。
   
   (三)西方国家机器对外扩张的政治目的和基督教会“中国福音化”目标有机结合,相互利用,热情高涨,力度空前
   
   历史上,基督教的“为上帝服务”与西方“寻找黄金”两大动机有机地不可分拆地浓缩在一起后,接二连三地发动了十字军东征,面向全球对外扩张,向有利可图和所有基督教徒认为是异端的可以征服、拯救、使他们归依在为合格臣民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域,不断发动全面的进攻。在国家对外实施政治扩张时,美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擅用一种宗教徒的口吻去动员美国舆论,美化其扩张侵略政策,鼓动美国民众的热情和牺牲精神,这是政客们并不高明却屡试不爽的把戏,与我国封建王朝宣称的“君权神授”口号如出一辙。
   
   近年来,西方国家机器与境外基督教组织共同发力,对我国进行渗透扩张热情高涨、力度空前:根据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美国国务卿、国务院每年两次要向国会提交国别人权状况的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在过去几年的报告中,都点名攻击中国“迫害宗教”,借此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鼓动中国国内的违法活动者反对政府。基督教组织则利用各利方式为中国人“洗脑”:一是利用广播电视进行“空中传教”。一些国家的卫星电视节目中,有针对我国的汉语和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固定传教节目;美国一些宗教组织的电台中还用汉语广播直接传达宗教指令,操纵我国的地下宗教势力;从香港、马尼拉到首尔的半月形地带有数十个广播电台设有针对我国大陆的宗教节目。二是利用多种途径输送、制造宗教宣传品;三是利用来华旅游机会进行“旅游布道”;四是非法在我国内地举办神学班、地下神学学校;五是捐资非法修建宗教活动场所;六是利用互联网,进行高速、大面积的传教。
   
   受西方反华政治势力支持的基督教组织还派遣一些人员以教师、学生、商人、专家等各种名义进入我国进行传教活动,其中包括潜逃到外国的民运分子,并且以扶贫、开发西部、经济捐助等多种方式来建立并扩大活动据点,千方百计联系并支持国内反对登记的、分散的、违法的宗教活动。这类以宗教方式进行的渗透活动经常以宗教语言来传播攻击我国党和政府的言论,例如以“美国富强因为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等手段,宣扬西方价值观念,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弱化国家政治认同,鼓吹中国贫弱是因为不信基督教所致,中国只有跟随西方才有出路;用“听神的,不听人的”经文来鼓动信徒对抗国家政策法令;扶持地下宗教势力,分裂中国基督教会组织,干预国家宗教事务;煽动宗教狂热,鼓吹宗教极端主义;制造民族隔阂,削弱中华民族凝聚力;邪教借机传播,影响国家政治稳定。
   
   从上面可以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华势力和基督教整合力量,步调一致、策略相同对我国发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洗脑”战争。这场战争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以卑劣的手段造成国人自我否定传统,反对政府,最后达到颠覆中国国家政权、西方敌对势力坐收渔利的目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上帝的光临中国无非为了谋利--上帝也重利:“惟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必入耶和华的库中”(《约书亚记》第六章)。
   
   二、从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来分析,基督教的迅速扩张有我们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宣传机器的失调、传统信仰市场的失守等主观原因
   
   (一)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宣传机器功能的失调
   
   我们拥有全世界队伍最大的舆论宣传机器,却没有如人所愿地宣传了主流、传统思想,占领我们原本占领的文化精神市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文章虽然连篇累牍,汗牛充栋,但许多都是言之无物、面目可憎的“党八股”,没有赢得读者。我们的电影电视中,鲜有关心出务工农民、留守儿童、煤炭矿工,下岗离婚等草根人群酸甜苦辣、打动广大群众内心世界优秀作品,即使有抗洪救灾、抗震救灾这么多震撼灵魂的事件背景,也没有产生出让人记忆深刻、震撼人心、凝聚民族力量的作品。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驱使下,举国上下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追名逐利的竞争,国民教育急功近利,中西方文化教育本未倒置,在强调加强对西方意识形态、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学习掌握的同时,却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要求不高,了解不多。面对境外在外交政策上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喋喋不休的无理指责,我们的外宣工作无论的方法上还是在水平上,都赶不上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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