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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的野蛮性

   思想主权第五部“途径篇”
   (《主权与思想的主权》)
   
   
   第五章、国家主权的野蛮性


   
   
   (041)
   “非正义”作为“国家主权的特性”,首先体现为暴力胁从,类似于绑架与勒赎,其次体现为游说圈套,类似于语言欺诈,最后体现为立法圈地,类似于仗势欺人。
   
   相对于国家主权的“暴力”,思想主权的特性是“正义”,而一切正义都是建立在“合理”的空逻辑基础之上的——国家主权的对策,则是以正义与合理来装扮自己的暴力,以获得合法性,其结果,就是形成了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所有的国家都不遵守自己的意识形态;相反,国家主权倒用自己的才智和诡诈,把思想主权变成了“奴隶道德”并进一步用国家主权所雇用的文人,也就是御用文人、理论家、智囊等等,把奴隶道德册封为人类的良知。其实,这个人类的良知不过是国家主权的奴仆,与思想主权毫无关系,甚至针锋相对。
   
   
   (042)
   国家形成的第二阶段——寇成为统治集团:“现在,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不断地四处进行军事进攻和征服的军事组织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尔森(Mancur Olson)把它们称作:‘寇’,并把这些‘寇’分为‘坐寇’和‘流寇’。这些‘寇’们的军事活动,把原来互不往来的部落氏族们联系了起来。所谓‘流寇’是指那些到处进袭、扫荡的‘寇’,比如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北欧的维京人在北欧、西欧、中欧等地四处劫掠,到一个地方就杀光、抢光和烧光,然后呼啸而去;这种人是没有出息的‘寇’,永远也成不了气候。真正能做大事的是‘坐寇’,也就是真正控制住了一个地域的‘寇’,这种‘寇’占住了一块地方就不走了,他们要在这里‘坐江山’。‘坐寇’所重视的,不是一杆子买卖的劫掠,而是长治久安的统治;‘坐寇’不仅是要对其他人群军事战役上的胜利,更要对其他人群的征服;‘坐寇’不仅是要被征服者们在行为上的屈服,更要他们在心理上的恭顺,要他们心服口服,要把他们从桀骜不驯的‘野畜’变成温良柔顺的‘家禽’;‘坐寇’要的是制度化的压迫和压榨。如果一个坐寇组织,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最终成功地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地域中建立了统治权,垄断了该地区的暴力使用权,一个地域范围或大或小的国家就形成了。国家的范围要比原来的氏族部落大很多。那个坐寇组织就成为该国家中的统治集团,其他人就是被统治者;原本是军事组织的坐寇集团现在要管理国家,原来的各级军官(在罗马帝国中就是骑士),现在大都变成了各级官吏,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占有了大量土地——因为土地是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财富。所以我把这个集团称作:‘统治性的官僚军事集团’。”
   
   
   (043)
   “‘统治性的官僚军事集团’当然不仅为罗马人独有。这是人类发展的前期阶段普遍的情况。比如罗马国家对广大欧亚非地区的占领,秦始皇对广大中华大地的占领,中世纪欧洲各个王国各自对泰晤士河流域、塞纳河流域、波河流域等的占领,等等。这样的坐寇遍及古代世界,埃及的法老王国、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莫卧尔王朝、日本的大和国家、南美的印加国家、非洲的库施王国、马里王国、桑海王国,不胜枚举。这个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是世袭的,但另外一部分则是处在动态变动之中。这个集团内部满着激烈的权利斗争,一些倒霉蛋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抛出该集团,而被统治人群中的一些幸运儿则会挤进该集团。
   
   
   (044)
   “在这种人类前期的国家中,该集团是国家中的主导集团,国家的命运兴衰主要取决于该集团的决策、政策和管理。该集团和被统治者们的关系同时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要在该集团控制的地域范围内建立秩序,不能再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不能再有暴民和土匪存在,不能犯上作乱,不能没有国法,不能没有社会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规则。第二,要压榨被统治者们,也就是要多一些拿走被统治者们的剩余产品,最好是尽量压缩他们的生活消耗,剩下的产品和劳动时间都用来去满足该集团成员的需要。第三,要让被统治者们有一个安定的进行生产的环境,要让被统治者们有一定的生活资料,要让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商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045)
   “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93年9月号上发表了《专制、民主与发展》一文,张宇燕阐释了奥尔森该文的思想:在大群体内秩序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据奥尔森自己讲,他曾长期为此问题苦恼。有一天他偶然读到一本讲述中国1920年代军阀混战故事的书,其中特别谈到了两种军阀的异同。一种是占山为王的‘坐寇’,另一种为到处流窜的‘流寇’。两者的区别甚大,并主要表现在税收的征收形式上:前者定期地、持续地、相对稳定地收税;后者则是随机地、扫荡式地‘收税’。虽说‘坐寇’总是贪得无厌,其规定的税率也相当高,但由于税后百姓总还能剩下一点儿,特别是相对于那些生活于流寇区的人民而言,所以他们也就只好接受现实了。另一方面,‘坐寇’的贪得无厌也是有上限的。他们由于驻守而产生了长远的眼光,并逐渐认识到‘竭泽而渔则明无鱼’的道理。这样一来,理性的、自利的‘坐寇’便会逐渐安顿下来,戴上皇冠,用政府——即提供秩序与公共产品——来取代无政府。由于前者逐渐地把随机的劫掠变为正常的税收,特别是他们将劫掠的权利垄断于自身,结果其统治区的百姓便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因为他们此时可安全地受一人劫掠而不必再担心他人的压榨。由此奥尔森引出结论说:大群体内出现政府,不是源于社会契约或自愿交易,而是出于无政府状态下匪帮首领的自利目标。”
   
   
   (046)
   “霍布斯认为:人类的最初状态就是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争斗,从而没有社会秩序。他的这一判断如果是指那时不断发生的部落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下面的观点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了:人们为了建立社会秩序,自愿把政治权利让渡给国王,由国王来维持社会秩序。确实,在人类的前期国家,只有国王才有权使用暴力,并以此维持社会秩序;但是,人民并没有自愿把权利交给国王,人民这样做只是出于被迫。几千年的欧洲历史都是如此,古代中国同样如此。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通过工商业活动组织起来的市民们,才能通过组织性力量摆脱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国王统治,并在互相之间达成一致,自愿把政治权利让渡给政府,由政府来维持社会秩序。
   
   
   (047)
   “韦伯把国家定义为成功地垄断了在某一地域内使用武力的权利的制度。而政治秩序就是一种制度,通过它,某些个人和群体获得并行使对其他个人或群体的权利。在人类发展的农业文明时代,是坐寇们、也只能是坐寇们,给人类带来了国家,带来了政治秩序,带来了安定的生活,带来了大范围的和平。在罗马帝国或我国的唐宋元明清各朝,一个人可以不佩刀剑安全地行走千里。能取得这样成就的‘坐寇’已经不能再被称作‘寇(寇就是匪帮)’”了,而应该被称作‘皇帝’‘国王’‘王侯将相’‘官人’;人们提起他们,再不会像提起土匪一样鄙夷,而是像提起父母官一样崇敬。这时,坐寇就是官吏,官吏意味着地位、权势、财富、荣誉。中国古代的百姓,如果有哪一位在结婚时能请到县太爷,那就是莫大的面子,可能三十年以后,当时的新郎还会对别人夸耀这件事呢。而对于中国古代90%以上的人来说,能光荣地成为坐寇性官僚集团中的一员,那真是祖上积了大德了。
   
   
   (048)
   当我们看待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时,可以大致从利益的一致性和利益的矛盾冲突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流寇和被劫掠者之间可以说没有什么利益的一致性。工人和资本家一方面在权益的分配上有着直接的矛盾,另一方面在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上双方又有利益的一致性。坐寇和被统治者之间虽然在压迫压榨上利益是矛盾冲突的,但也有利益的一致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坐寇垄断了暴力,使得老百姓们能拥有一个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在这里,这个‘统治性的官僚军事集团’主要包括文官和武官;那么,大一统坐寇性国家中——比如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但不包括中世纪欧洲的领主——的地主阶层,是属于什么性质呢?一方面,他们从事的是农业生产,他们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勤奋、节俭、聪明能干,而在生产上取得比别人大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他们一定会和统治集团建立密切的联系。他们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因为是统治集团的一份子而获得大量土地,很可能利用优越的经济条件供养子弟读书从而进入官僚阶层,很可能通过贿赂当地官员而获得税收、司法、行政等方面的大量好处,不论是在罗马还是古代中国,这种联系经常是通过家族的方式来建立的。总之,他们紧紧地依附在统治集团身上,以至于几乎成为统治集团的一份子;而统治集团的成员也因为有这样的依附者而获得各种经济上的利益。
   
   
   (049)
   对“良心”的两种理解:
   
   1、良心之作为“公平的秤”,这种良心人无法拥有,只有思想中的神明可以拥有。
   
   2、良心之作为“衡量的秤”,这种良心人人拥有,只有公平的程度有所不同。
   
   3、最为邪恶的人,也有其“衡量的秤”,只是极端偏向自己,大斗进,小斗出,甚至只进不出,因此被人称为“没良心”。
   
   
   (050)
   如果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承认君王也是人,也有人权,那么,那么,老百姓可以胡来,君王为什么不可以胡来?“百姓和君王都可以胡来”?难怪天下会周期性地大乱。“他是君王所以不能胡来。所以他不是人,而是天子。”这是什么理由?这“说明法制和人道是冲突的”?
(2014/12/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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