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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很胆的反动！ “红色基因代代传”是对人类历史的明目张胆的反动！
人的基因来于天，是类的、普遍的。“红”却是特殊。只有对着“天、类、普遍”才有强调特殊性的必要，这“红色基因”就是起于对人的来于天的性质的担心！此说就只是出于对人的类性质的防范！是因意识到自己是特殊，不具普遍有效性，而事物又总是只受普遍有效性的支配而生的反应。
可见“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承传红色基因”等等，都是因自已向自己承认了自已非法，才不得不向合法性发动的以攻为守的挑战。从而可见：习近平不是什么政治强人：无内圣亦无境界，有胆无识，是一个只有意志与顽强却无知识的蛮汉！他只致力于求功，却没有对知识性质只有真、假的自觉。更不知人类伦理实是两种德性：即意志的决定性与理性的求真性，德性就是由理性的求真性来调整并规范意志的决定性所成全出来的。
“承传红色基因”是一个祈使或命令，因而是孤立的意志而非断言！当然不具有命题的真理性。没得到真理支持的意志就不具有合法性，此乃公理！因之说这个祈使就是膨胀了的驾驭欲。表现出的只是强悍与顽固，知识上的无知与蛮横。
故可断言：“承传红色基因”这个祈使在功能上是颠覆或解构人的类性质！违法。
1.违什么法？
曰：违“人是不疑不移的自然事实”这个使万法能成为法的法之源！
习近平不是爱卖弄中国文化吗？那我告诉你：你的话严重违反了“天命之谓性里的这个‘性’”，凡天命的都是绝对的、无差别的、永恒不移的，是人所不能对之说三道四的。不管红、黄、兰、白、黑，只要“颜色”就属之后天的“习得”。中国传统文化明确地肯定“习相远”！“习相远”就是只要“习得”都不是合法性的出处或根源。因为合法性的根源是唯一的、永恒的，它就是“与生俱来”，就是“天命之谓性”，就是做为率性的“道”。因而这“与生俱来”，“天命之谓性”，率性的“道”就是最初始也是最终极的“法”。传统文化还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传统文化中无一家、无一人说过“道法特殊”！“红色基因”说的就是“道法特殊”！
凡对特殊的强调都是出于要“反天道、反类性质、反普遍”，你不“反天道、反类性愿、反普遍”又为何来强调特殊呢？故用不着任何犹豫就可断言：“红色基因论”是对“人是类本性存在物”这个万法之源的反动！违犯了天道即自然这个最高最不移的法。
2.“与生俱来、类、不可抗拒”等等，都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是最直接的法
不得不做这种肤浅证明，我自己都觉在画蛇漆足：因人是个体，意志依附在个人生命之上：社会存在却是群体的，处同一环境。这里说的是个事实关系，事实不是思维而是感官的对象。而“法”是因人处共同环境条件下，又须向每一个成员提供安全保证，就不能不依据一个绝对无差别的根源。所以合法性只能出自于非人力，即天道或自然。也只有在法源上是非人力的，才可能有公平、正义。这个理是由事实所明摆在那里的，是视觉就可经验的，因而是自明公理，只要你有起码的诚意就不至于不承认。可做为元首的习近平就连自明的公理都不承认，连自己正在抗拒的是人类公理都不知。他是大灾星还是大英雄也就一目可以了然！
因任何事物之能成为事物，不是由于自身而是由于不可抗的天力。后天才习得的意志既依附在生命内，其功能便只能是为服从所依附的生命，又怎么能成为是为满足身外同等主体的呢？故而说：任何后天习得的东西都没有充当社会原则的根据。“红色基因”明明就是把一个特别的“习得”当成社会的公共原则，这从后天得来的“习”却想用为先天的原则，其反历史而动的本质也就不言而愈！
3.为什么说只有断言（命题）才具有合法性？
因“法”是由“理”揭示出来，所以“合法的”必是在“理”上无矛盾的。而“理”的无矛盾就是“合理”，所以凡“合法的”必是“合理”的。但因人有“情”，“情”也能从“理”里通过，那只合于“情理”者，未必合于“法理”。
“理性”只表现为成不成立即是真是假。但人并不是只有“理性”，还有感觉、知觉、意志。能满足理性的是道理的成不成立或为真为假。可感觉、知觉或意志要求的只是纯粹性滿足，弃不问“满足”在道理上或不成立，是真是假。
只要人活着就需要条件，只有取得物质条件的手段才有违法，合法，或比合法还要崇高等性质。可感觉、知觉、意志要求的却只是纯满足，不问行为所贯彻的原则与满足间的关系。“违法，合法，或比合法还要崇高”等却直接就是行为原则在道理上的为真为假----凡合法的在道理上必为畅通，非法的必是违扭于公理的，那“比合法还要崇高的”就不仅仅“合于公理”，而且在“合于公理”之上还有对类性质的普遍性满足。
因而说“合法”、“德些”，这些由言行体现出来的性质是因人在后天形成出理性能力，从而不能不伦理。因不能不伦理才伦出理的真假性与行为原则的综合----凡是合法的在理上必为真，凡在理上为真的在满足上必为善，凡在满足上为善的，在感觉上必是美的！
“真”考察的是理，“善”评价的是对需要的滿足状况，“美”是所获得的感觉。
因为人是通过“理”才能经验自身和世界，故而人之做为事实是个自然而然，与自身能力没有一毛钱关系。所以在人之“是人”里，根本不存在道德，也不存在“法治”。人不能不是人吧？东“是人”向题上没有可选性，当然没有可应用的原则，又何来善恶？人是既已存在了就不能不存在下去的事实！只有在“如何住下存在”的“如何”里，才用得着自身能力----才必须讲理，才有是否为真、为善、为美这些意义。
4.人类理性的意义、价值究竟是什么？
老孙可石破天惊地告诉你----
理性的意义就是占有生命！因理性占有了生命，从而人才能享受到生命。
在“占有生命，从而享受生命”之外理性不再有别的意义！
共产党正天牛B的“为人民服务”，“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还有他们塑造的那个“雷锋”等等。都是些未经思维证明的信口开河：文天祥所要享受的就是用他的丹心去照汉青，因为他的家风与治学与阅历……直接就是理性对他的生命的占有，他的理性占有达到了超越自身，去享受对类满足的高度。林则林、曾国藩等所以有如其所行，也是我说的“理性的意义就是占有生命，从而享受人生”。他们的吃苦、受罚、或战绩正是他们的理性所达到的品级所要求的，与常人的区别不是横向的、相对的，而是垂线的，是理性居于多少层楼的差，是处山脚、山半腰，还是岭绝顶来揽世界的差别。人的所有行为都是这一理论所能无矛盾的解释的。
因为人形成了意识能力，意识的自身也是意识所能以意识的，也是可加享受的，所以它也就使其他可被享受的方面染上理性的成分，表现为可享受的阶段性----境界。
此文于2014年12月20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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