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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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婉婷母親一案可能存有隱情和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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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婉婷母親一案可能存有隱情和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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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捕王建民,王荣讨好江泽民

   拘捕王建民,王荣讨好江泽民
   姜维平
   前天,一则有关王建民被拘捕的消息像重磅炸弹,震惊了海内外,这不仅是因为王建民原是香港《亚洲周刊》驻中国内地的资深特派员,曾参与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而且他离职后新创办的港媒《新维月刊》和《脸谱》因常有第一手独家猛料,一直被指责为海外中共党媒,然而不论如何评价,都未必准确,可能没几个人像我这样了解和喜欢王建民,因为我与他的交往持续了十几年,经历了大事件的狂风暴雨,我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弥足珍贵,我用一句话概括他,王建民是新闻界的君子,其人品和文品都堪称一流,那么,令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深圳警方要忽然拘捕王建民,这一切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是昨天才从博讯网上得知上述新闻的,尽管我早就预料到当局要对其下手,但依然感到震惊,在此一周前,我打电话给王建民,问他在哪,他说在深圳的家中,我直言自己的判断和感觉,我说,现在中国是倒春寒,习近平已经向左转,可能会抓你,因为只有你在香港办杂志,却人在两地之间自由行走,许多人嫉妒地盯着你呢,你应当赶快返回香港,但他一点也不相信,他满不在乎地说:那两本刊物有人打理,我只是老板嘛,没事啊,维平,我进一步强调说,我的预言,你别不当回事,当官的与你翻脸,只需要三分钟,他听了笑起来。
   我想,现在被关进深圳第二看守所的王建民,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牢头狱霸,以及如狼似虎的酷吏,回想我从尸堆里爬出来练就的一付火眼真睛和直觉奉劝,他一定肠子都悔青了。虽然,他是美籍和名流,又有众多的官场的上层朋友,估计不会挨打受累和遭到刑讯逼供,但热爱自由和性情率真的他,一定想起太太和三个小孩就要流泪,巨大的精神压力正在考验他的意志,也许他该明白了,在外面挥笔描述坐牢的文人,不论多么慷慨激昂,都远比在大墙里度日如年的囚徒要舒服百倍,而且,既便是事实求是,温情细雨地批评官员,也难免被抓捕坐牢的结局。


   海外媒体报道说,两名前《亚洲周刊》的编辑呙中校及王健民据报在深圳被捕,罪名是“涉嫌经营非法出版物”,或与两人在深圳印刷在港发行的时政月刊《新维月刊》及《脸谱》有关。有评论指出,当局的做法意在打压香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根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王建民办的两本刊物从未在内地印刷,只是他常年定居在深圳,持美国护照,有时在香港,美国洛杉矶之间来往,比较自由,而近期他和太太曾把一些刊物由香港带入中国大陆,并赠送一些朋友,我猜测可能也有人定阅,但这都不是主要的冒犯官方的原因,他的被捕可能与其不自觉地卷入中共上层政治内斗有关。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拘捕他的不是国安局,也不是国保,而是深圳公安局经侦处,而且,深圳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还主动发消息,它周五晚10点半发布新闻称:5月30日,根据群众举报,深圳市公安局查获一宗涉嫌经营非法出版物案件,抓获涉嫌经营非法出版物的王某某、呙某某等几名犯罪嫌疑人(均为香港人)。目前,警方已依法对王某某、呙某某等人采取强制措施。该微博并未写明“王某某”及“呙某某”究竟是何许人也,并注明“群众举报”,这与官方拘留美籍的薛蛮子大为不同,这可能显示,抓捕他是深圳地方所为,而且进一步判刑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使用“某某”,是预留了放人的空间。而把抓捕原因归到“群众”身上,是为了忽悠上级,也尽显底气不足。
   那么,王建民得罪了何人?或者说下令抓捕他的官员是谁呢?我想一定与江泽民的党羽,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有关,翻开王荣的简历可以看出,他的仕途一直缠绵在江苏南京,苏州,这些地方都是江泽民和周永康的老巢,当江泽民的权势走弱的时候,或者国内外形势比较宽松和平静之时,中共的领导人会留一点空间给王建民这样的记者,以显示大度和宽容,所以,他的比较专业化的政论时事杂志,就有一定的生存余地,加上近年内地求读的人很多,经济上有些收入,也鼓舞了文人,王建民创办的刊物就风生水起,但情况一旦猝变,他就深陷极度危险之中,别说王荣这么大的官,那怕一个村长,镇长,下令派出所长抓捕一两个人都易如反掌。
   我看到海外媒体有报道说,王建民曾是江派在海外的代言人,此言彻底地错了,这说明他们不了解他,实际上,王建民是职业道德良好的独立媒体人士,他什么派也不是,他是“书生派”,只想办一个與论信息平台,一方面给文友提供写作的阵地,传播民主法制理念;一方面卖点书刊,赚点小钱,养家糊口,如此而已,而且,在稿酬方面,他从来不亏待文友,既坚守承诺,又一丝不苟,2007年笔者获释后曾去深圳拜访他,多年不见,他依然如故,不仅资助我一些生活费,代我支付了住宿费,而且还一分不差地结清了以前的稿酬,其中有一张照片,是妻子向他求助时提供的,虽然只有几十元,但他记的一清二楚,分毫不差。
   就是这样一个重感情,讲义气的文友,只因其创办的杂志曾刊登一些上层官场的内幕,而深陷高层权斗的旋涡,不知不觉地得罪了一些人,而他们一直在紧盯王建民,早把他的一举一动记录在案,只待“六四”前的形势变得严峻,中央政治局里的保守派占了上风,江泽民再次露面示强,抓捕他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王荣这样的打手猛然跳出来,下死手把王建民与他的雇员一并关进看守所,仿佛对人们说,别看你第一时间披露了谷开来杀人案,也报道了有关薄熙来,周永康的罪行,在與论上帮了习近平,李克强,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文人往往是被利用的工具,用完了,没用了,就丢弃,只有无尽的权力才是官员最珍惜和崇拜的宝贝。
   无疑地,和每一个公民一样,王建民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他没有犯法,他在香港办刊物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积功德的事,他把刊物带到内地,也是满足了中国人的求知欲,何罪之有啊?所谓“非法经营”,是欲加之罪,不论编造的多么巧妙,多么蛊惑人心,我都不相信,都是对他的诬陷,其目的是替江泽民,薄熙来,周永康等党内保守派报仇,是进一步打压香港言论自由空间的恶行,是中国政局向左转,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独立的标志。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正常出气筒封闭,人民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一迹象已显示出来。
   笔者深感痛心的是,2001年,王建民是第一个报道我的“文字狱”的记者,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亲赴大连采访我的太太,并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从未间断地为我呼吁和呐喊,那时,我希望自己的冤案是中国最后一起文字狱,但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不但国家没有多大进步,而且抓捕的文人比比皆是,我反过来,还要写文章,因同样的理由,为王建民鸣不平,这真是一个不能令人容忍的悲剧,由于笔者未完成的《薄熙来传》的部分内容是在王建民办的杂志上首发的,此前从未向任何媒体投稿,那时薄熙来还在事业顶峰,故发表后产生较大影响,而且,我还给他写了包括《王立军的自白》,《薄熙来政变记》等在内的大量文章,故我有证据相信,深圳警方针对他的政治迫害,也是对我的恐吓和警告,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希望王建民早些获释,我坚信王荣等人不会有好下场。一切压制言论自由的人必将埋葬在社会动乱的怒火里。
   2014年6月2日于多伦多大学。
   自由亚洲电台6月3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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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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