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36)
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36)
——熊飞骏
(******如果你对现实感到迷惘,你就去读读历史,其实一切已经发生过;如果你对历史感到迷惘,你就来看看现实,其实历史正在发生。
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四、迟到又三心二意的宪政改革
戊戌变法被慈禧集团扼杀在血泊中后,大清国的政治进入了全面反动时期。
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开明官宦普遍到受了不公正对待。宰相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被贬出中常委班子,前往遥远的南方出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被冷遇;湖南省长陈宝箴撤职永不录用。
大清国中央政府完全被固执弱智昏馈的守旧政客主宰。以慈禧老太婆为首,载漪、徐桐、刚毅、荣禄等反动“四人帮”把持朝政;毓贤、李秉衡等地方大员助纣为虐,举国上下一日千里玩“大倒退”。这帮腐败弱智的满州权贵象是与自家的江山东有血海深仇,不把祖宗血战打下的基业推下万丈深渊就会浑身不自在。
这种举国上下全面反动的二货时代,如果没有强大外力的抗拒就会一直反动倒退下去,直到跌下悬崖粉身碎骨才会止步。
反动弱智的慈禧内阁很快就制造了这个“强大外力”,利用义和团暴民对外国平民和本国良民玩烧、杀、抢、奸;在一个晚上向全世界所有与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结果把首都弄丢了,把自家送上了千里逃亡的马车。
《辛丑条约》签订后,那些触犯国际法滥杀无辜的守旧权贵在八国联军的压力下纷纷自杀、正法、丢官,只慈禧一人全身回朝,反动势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大危局,慈禧太后被迫重新重用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有维新思想的汉族封疆大吏,来收拾支离破碎的帝国烂摊子。
一是为了讨好被严重开罪的外国势力;二是为了安抚呼吁变革的汉族股躬大臣,三是为了挽回自家不堪入目的政治形象,慈禧太后在车驾回京后的第二天,就开始玩起“改革秀”,打出了政治变革的旗帜。
1901 年1 月29 日,慈禧太后下达最高指示,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方法则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总结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如下: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上面这段最高指示无论说者动机如何,但确然属“人话”。慈禧内阁自1878年起,有二十多年没说过哪怕一句“人话”了。
慈禧太后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
在慈禧太后的号召下,大清国在形式上总算踏上了迟到的政治变革末班车,进入了“新政”时期。
扼杀戊戌变法使大清国错过了政治变革的最佳时机,把自家推到了万丈悬崖的“飞来石”上,半个身子已经进入了地狱的大门。但大清国还没到完全绝望的时刻,仍有一线生机。这次“新政”虽然是严重迟倒的政治变革,但只要全心全意锐意进取,上下通力合作把误入死路的帝国推上宪政阳光道,大清国仍可绝处逢生。
可老太婆还是那个老太婆,她开启的“新政”更多停留在口号宣传上,实施起来则是三心二意。
慈禧太后开启的“新政”内容几乎完全是照搬三年前“百日维新”的110道改革诏令,也就是说当初镇压戊戌变法是错误的。那么“新政”的第一步就应该是给戊戌变法平反,为“戊戌六君子”昭雪沉冤,把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英雄召回国委以重任,主导帝国的宪政改革进程。
可老太婆拒绝给戊戌变法平反,一边尝试康有为开出的变革药方,一边把开处方的医生打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直到1905年慈禧七十大寿大赦天下时,几乎所有的政治犯都在大赦之列,三个“罪在不赦”的大反革命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维新党占了两个,并且摆在前面;革命党只有一个。
宪政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限制官权开放民权保障人权;加强地方自治权力;释放民间活动和强化地方责任心。
可慈禧内阁主导的“新政”却反其道而行之,改革的大方向居然是:加强满贵老革命家族的军政垄断权力,削弱地方权力,加强愚民和禁言措施。
专制国家“宪政改革”的第一步应该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地方自治。可清末“新政”却加强对言论的管制,依旧坚持“权钱司法”,加强中央集权。
慈禧内阁所玩“新政”的实质居然是:大清国弱智权贵打着宪政标帜,从事加强大领导特权和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改组和人事大调整。
清末“新政”分为三个时间段:
1905年以前的政治变革主要集中在教育战线,从取消八股文到最终完全废除科举制。
1905年俄国、日本因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控制权发生战争。日本海军再度创造了战争奇迹,俄国太平洋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日本陆军也捷报频传,把数量和装备占绝对优势的俄国远东兵团赶出了南满地区,夺取了南满铁路。
一个四十年前腐败落后被迫和西方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亚洲撮尔小国,就因为大刀阔斧从事现代化宪政变革的缘故,十年前打败了亚洲霸主中国老师;十年后又再度击败面积大出一百倍的西方老牌殖民大帝国。这是宪政对专制的胜利!是宪政改革创造的奇迹。
日俄战争是近代世界唯一的一次东方打败西方。
宪政日本打败专制俄国再度给了中国官民巨大的心灵震撼,加快政治变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加上那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领导的革命党在日本成立了革命大联盟,直接威胁到大清国的生命,因此政治改革的步伐被迫加快。
大清官府迟到的改革虽然三心二意,但仍给中国社会注入了一定的活力,点燃了很多人希望的火花。到了1917年,各种迹象表明清政府的向心力得到了加强,孙中山革命党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人心焕散内斗加剧,同盟会被迫停止活动。
1901年至1907年是大清统治集团最有活力的时期,1908年又开始走下坡路。
1908年慈禧太后永垂不朽后,“新政”进入第三阶段。自私弱智的载沣内阁打着“宪政”旗号耍小聪明玩“大倒退”,利用“深化改革”名义加强满清权贵的统治权利,剥夺汉人和地方权利,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宪政之名行反宪政之实,结果给满族统治者招来灭顶之灾。
清末的迟到宪政变革涉及到教育、经济、军事、财政、行政等五大领域。
动作最大的变革发生在教育战线。
教育改革是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的。
传统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情况下都是呆板、因袭和没有创造性思想才能的人,不能适应现代化国家对人才的要求,因此教育体制必须变革。
1901 年开始,清政府废除八股文,代替它的是要求更清楚解说《四书》、《五经》以及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学术的文章,并在1902 年的各省考试中试行。
采用西式公立学校制度,把书院改建为西式学堂。甲午战争以来,张之洞就提倡过这种学堂,并在武昌、天津和上海进行了办学尝试。但几乎不可能使青年才俊进入新学堂,因为教育的最强烈的动机仍然是当官。为了吸引学生进入新学堂,政府同意给予学堂毕业生文官候选人的待遇。
1904 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为模式的学堂行政管理规章。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初小学堂学生7-12岁;高小学堂12-16岁。中学堂16 -21 岁;高等学堂21 -24 岁。分科大学招收24 -28 虚岁的学生,最高一级则为通儒院。
新式学堂毕业生被授予正规候补官员资格。通儒院或分科大学毕业生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被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小学堂毕业生则取得生员(秀才)功名。
1905 年12 月建立了学部,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
1905年9月,政府决定在下一年废除科举考试。
原以为废除科举会让全国读书人疯狂反对,没想到居然波澜不惊?八年前康有为变法只是要求“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就召来全国读书人愤怒声讨?八年后下令“废除”科举读书人却选择沉默不言?中国的知识分子真让人搞不懂。
到了1904 年,大清国学堂总数为4222 所,学生总数为92169 人。到1909年学堂增加到52348 所,学生1560270 人。
除了开办公立学堂外,政府也鼓励绅士-文人筹资开办私立学堂。
科举考试停止后,秀才、举人等士绅投身于办学的热潮,绝大多数中、小学堂都是他们出面集资或个人出资开办的。不但私立学堂,多数公立学堂也是在绅士的发起下,督促官府开办。绅士在失去考进士进入官场的机会后,继续在民间担任文化领袖角色,在学堂发挥自己的特长。举人管理学校,秀才则出任学校的中文教师。
1907年,清政府终于认识到妇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为此制订了关于女子师范学堂和女子小学的章程。但妇女受教育的目的却与现代化不合拍,只限于培养贤妻良母和一些教师。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仍旧被否定。
大清国的教育改革主要体现在“形式”,“内容”却保留着大量的“旧学”残余。
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但学堂教授的课程却以“旧学”为主,儒学仍然被认为是学业的基本内容。每月初一和十五学堂要举行一次祭孔仪式,很多学时花在阅读和讲授儒家经典上。以初等小学堂为例,每周三十个学时当中,有十二个学时是朗读和讲解儒家经典。一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和《孝经》四十个字;二年级学生每天要读《论语》、《大学》和《中庸》六十个字;三年级学生每天读《孟子》一百个字;四年级学生读《孟子》和《礼记》一百个字;五年级学生读《礼记》一百个字。
法律、政治和军事学这些现代化教育的必修课,大清国私立学堂却禁止讲授?教育目的依旧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其中以“忠君”为最高美德。
慈禧内阁办学堂教育其实很勉强,是受外界压力作出的被动反应,目的不是培养宪政时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国家臻于文明富强的人才,而是培养一种热爱清王朝和始终忠于清帝的奴才。
奴才是不可能完成国家现代化的!
1907 年,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学生干政或集会。
1902 年,清政府派遣一位留学生监督到日本,1903 年发布章程禁止留学生议政,不准出版有关政治的报刊杂志,不准作任何会影响公共道德或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还正式照会日本政府协助管制中国学生。
…………
教育体制改革“一半清醒一半醉”,军事、行政、财政等领域的改革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
十九世纪后半期大清国的军事指挥系统混乱,这也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出乎意料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现代化军事改革统一全国军令自然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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