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35） /熊飞骏的博客

假如戊戌变法成功，满清皇帝就会象英国国王和日本天皇一样赢得中国人民的长久敬仰，直到今天仍是中国人的精神领袖，是中国人最最敬爱的国家元首，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公民。爱新觉罗家族也会长久沐浴维新变法的光辉，不但保住了在专制时代聚敛的巨额财富，还能在民主社会理性博爱的洁净天空下完成血统的自我清洁更新，进化成自信、宽容、泽惠众生的绅士贵族。

假如戊戌变法成功，满清帝国的绝大多数特权阶层不但会逃脱被屠杀抢劫的连环噩梦，还能保住大部分既得利益，照样在花花世界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一样会象满清皇族那样在一个世纪的文化薰陶下进化成绅士型的贵族世家。象欧美那些民主国家一样，一百年前的富家大族，今天依旧是富家大族。

假如戊戌变法成功，中国的政权交接方式就会遵循理性有序的途径，为了争夺国家控制权而发生的周期性暴力革命就会在中华大地绝迹，中华文明就会摆脱循环性浩劫，文明成果就能有效地积累起来并进而发生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假如戊戌变法成功，中国会在十年左右赶超日本成为亚洲头号经济军事强国。不但能够避免南京大屠杀的悲剧，还可洗雪甲午战败的耻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收复台湾，把朝鲜从日本的魔爪下解救出来，成为中国的保护国；同时对日本的冲绳提出领土要求，把冲绳列为中国保护国或直接并入中国版图。

假如戊戌变法成功，中国会避免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乱，国民团结一心全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最大限度地利用二十世纪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中国会很顺利取代美国跃升为世界上文明程度最先进的国家。

假如戊戌变法成功，中华大地就会远离战争和暴力，中国人的血质会在爱的空气中净化，不会潜藏那么多的非理性暴力倾向，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发展会使绝大多数国民变得通情达理。

假如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就能避免反右、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空前的文明灾难，中国人之间的互相防范和互不信任也不会象今天这样严重。

假如戊戌变法成功，中国人的才智被最大限度激发出来，人才能顺利找到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智慧的火花会在中华大地群星闪烁，中国人会不断走向瑞典的王宫。

可历史没有那么多“如果”。

错失巨大机遇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历史呈现一个定律，反对变法的既得利益阶层，在变法失败之后往往付出最为惨痛的代价。

自私弱智的满清权贵扼杀了官民共赢的理性政治变革，把大中国推上了暴力革命的战车，也把自家推下了粉身碎骨的万丈深渊。

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领导1300名举人向大清官府上书请求变法之时，离北京航空距离7500公里之遥的夏威夷发生了一件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大事：孙中山和他的20多个朋友举起右拳宣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宣布成立“兴中会”。

兴中会是一个暴力革命团体，宗旨是推翻满清政府，向满洲权贵讨还血债！为达目标不惜使用任何暴力！

兴中会创始人孙中山是一个医生，拥有过人的能力和激情。他一开始并无意走上暴力革命之路，而是象多数自命不凡的小知识分子一样，希望能得到官府的赏识而出人头地。

1894年，孙中山不顾自己的平民身份，向地位比自己高几万倍的实权宰相李鸿章上书呼吁变法图强，并请求能得到对方的接见，向大清官府推销他的报国雄心和出类拔萃的胆识才干。

大清军政要员架子比天还高，自然把孙中山的请求视为“不知天高地厚”，不但不见，连回复也没一个的。

如果孙中山是一个“讨生活过日子”的普通平民，宰相不见自属情理之中。可孙中山偏偏是那种自视甚高“一览众山小”的资深愤青，官老爷的漠视自然深深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求人不如求己，“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在屈辱的心灵土壤快速生根发芽。

一年后孙中山就成立了大清国第一个反政府组织，踏上了颠覆国家政权的暴力革命之路。

如果当时大清国的官老爷不揣那么大的臭架子，赏孙中山一个脸面，安慰鼓励年轻人两句不要钱的好话，然后表演一下“唯才是举”的高姿态，赏他一个小官和美女妻子，“反官府英雄”不就轻易给搞定了？那样孙中山注定会“狗熊”一世！中国历史上也绝不会出现这个名字！

可专制官场不会有那样的胸怀和远见！绝大多数都是不可救药的“势利眼”，“地位”就是“能力”的标示，没地位的平民难入他们的“鼠眼”。

反官府英雄其实都是势利的政府官员激励出来的！官老爷才是自家江山的真正掘墓人。

兴中会的前期会员和康有为同时期创立的强学会大相径庭。强学会成员主要来自上层政学精英，兴中会会员则多来自底层社会，几乎都是贫困未受过教育的人。半数是小生意人，四分之一是靠出卖体力讨生活的劳工；其余则是丧失土地的农民，被遣散的士兵和被迫铤而走险的土匪、海盗、小偷、走私犯，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的“局外人”和“无权无势的一群”。领导阶层则是高度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和黑社会老大，其中黑老大占据权力核心。

更为绝望的是：兴中会成员有三分之二在中国本土以外，另三分之一几乎都是广东人，在大中国的代表性几乎等于零。

来自社会底层又没代表性？鬼才会相信这样的组织能玩出什么名堂。

兴中会前期有点象白衣秀士王伦坐镇下的梁山，将不过时迁、宋万、朱贵，三人加在一起的力量还不及政府军枪棒教练林冲一个拇指的力气大。但只要政府继续腐败弱智下去，梁山就不愁做大做强，政府会源源不断把英雄豪杰送上来。

兴中会的骨干是黑社会成员。玩暴力革命需要亡命之徒，所以孙中山对黑帮会情有独衷。

革命领袖利用黑帮会亡命之徒打冲锋可以理解，但孙中山和黑帮会的关系却没有打上“革命”的烙印。正常情况是黑帮会加入革命组织后，应该对其进行必要的“革命化改造”，把哥们的“黑手”洗成“红色”，那样才能承担革命任务。可孙中山的黑哥门加入兴中会后，坑、蒙、拐、骗、嫖、赌、抽等黑专长根本不用改变，只要能给孙中山玩命打冲锋就成。孙中山在帮会同盟中没有培养潜在的反满或反帝意识，没有传布新的政治思想，也没有开始成立独立于或不同于现存黑帮会之类的革命组织。

孙中山利用黑帮会闹革命的方式不是通过革命理论和组织章程“把黑的漂成白的”，而是自已也跳进去染上一身黑，使黑哥们把他这个白面书生当成“自已人”。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他甚至公开出任夏威夷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洪门”的“黑老大”。

黑哥门和政府官员一样也是“认势不认人”，只服从势力较大的一方。他们能听从手无缚鸡之力的孙中山调遣并非感动其推翻腐败政府的革命目标，而是孙中山有钱购买枪枝弹药，这正是贫困地区黑帮会缺少而又急需的东西，谁能给他们枪弹就认谁做大爷。

孙中山一介平民，养家糊口之外并没什么多余的钱，就更不用说武装几百上千人的巨款了。他的钱多是在海外华人世界募捐而来的，打着兴中会这个推翻满清政府革命组织的旗号，就能在心系祖国未来的华侨社会募到很多钱。

华侨虽然身在海外，但祖国的前途一样关系到他们的命运。一个强大文明的祖国能让华侨在海外高高在上扬眉吐气；腐败落后的祖国则让他们备受欺凌痛哭无告。满清政府则是腐败落后的代名词，有勇气和希望推翻这个腐败政府的革命组织，他们自然乐于捐助。孙中山的芝麻大兴中会虽然没有任何“希望”，但他擅长清政府的“王婆卖瓜”宣传术，把兴中会的人数、实力和影响扩大几千倍，使不明真相的华侨社会看到了希望。

孙中山的捐款主要来自东南亚华侨社会，而不是美国华人社会。因为东南亚的华侨受到的迫害和不公正待遇远大于美国华人，所以更希望自己的祖国能铲除腐败强大进步。美国的华人过得还不错，没有切身之痛就很容易对祖国的前途漠不关心。

兴中会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扩大其社会影响。扩大影响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笔杆子宣传炒作；二是通过枪杆子破坏社会秩序来吸引众人的眼球。兴中会成员多是文盲黑哥们，没有耍笔杆子的能力；玩枪杆子搞恐怖才是他们的长项。

基于成员的“最革命阶级”特征，兴中会成立以后就马不停蹄投入了在中国本土制造暴力活动的准备工作。

对于职业革命家来说，周而复始制造暴力活动是革命组织耐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1、暴力活动能扩大社会影响，提高革命组织的知名度，从而吸引更多的革命志士和亡命徒参加进来。

2、能给革命捐款的去向一个交待，同时为下一次武装暴动募集到更多的捐款。

3、使地下亡命徒走上公开反叛政府之路，成为政府刑事追捕的对象，断绝了他们退路，只有跟着革命领袖出生入死一条路。

夏威夷离中国本土太遥远，无法直接策动和指挥中国本土的武装暴动。为此孙中山把暴动司令部移到了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在那里建立了兴中会的第一个分会，既能躲避中国官府的追捕，又能直接对中国本土的革命行动发号施令，还能很方便从外国人那里购买枪枝弹药快速运送到本土的革命马仔手里。

孙中山是策动黑社会的干才，来香港没多久就和当地有名的黑老大杨衢云结成了同盟，把杨衢云的黑社会兄弟改编成第一支国民革命军，渗入中国本土实施广州暴动。

兴中会制造的第一次武装暴动刚开了个头就被政府军闪电镇压。革命军的不堪一击大大超出了孙中山最悲观的预期，但孙中山不愧是玩革命的奇才，擅长“把忧事当喜事办”，“把悲剧炒作成喜剧”，充分利用香港的自由媒体，在海外华侨社会和外国人势力所及的中国通商口岸，把兴中会的第一次暴动炒作成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给海外华侨社会以光明的希望，从而为革命继续慷慨解囊；给中国上层社会以强烈震撼，打破太平盛世的幻觉。

自那以后，兴中会平均每年都要在中国本土来一次武装暴动，但暴动的规模和成效并没有与时俱进，不是虎头蛇尾就是一触即溃，甚至于胎死腹中。政府军基本没进行过硬碰硬的战斗，就轻而易举把那些“小孩玩打仗”式的革命暴动镇压在摇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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