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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晴:“宽容”不是6.4血祭的奢侈品(上)

——评周舵奇文《仇恨文化不除,中国没前途》

   ——引言:就在“六四”25周年来临之际,大名鼎鼎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却在国内外的一些网站上,发表了一篇:《仇恨文化不除,中国没前途》的奇文(有的网站使用的标题是:“敌我文化不除,中国没前途”)。对“六四”25年来的历史作出总结——“敌我二分政治文化不破除,中国绝无前途可言!”。文章将“六四”之殇归结为“仇恨文化”所致,宣称:“宽容、宽恕与和解的对立面是仇恨。仇恨是自由民主的大敌……”强调:“如何科学地认识仇恨、设法消解仇恨,乃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问题。”

   周舵先生在这篇奇文中,刻意抹杀“六四”屠夫与受害者之间完全不同的道义位置,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虚假概念,为中共血洗天安门开脱责任,令人难以接受。尽管在我心目中的周舵,是一位学贯中西、温文儒雅的学者,曾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很多苦难(包括亲人的不幸),又是经历了“六四”血腥黎明的幸存者。因此,本人不想从更深的政治背景去解读他的用意,但怎么这么凑巧?就在中共强力封杀民间纪念“六四”25周年活动,抓捕浦志强、徐友渔等多位知识界人士的时候,周先生却抛出了这篇“奇文”?重复他一再对民间政治反对派的指责,那么,周舵先生究竟意欲如何?鉴于周舵先生在海内外广具知名度,此文扩散地面也很广,为了以正视听,笔者不得不作出回应和表明看法。

   一、周舵先生的“妥协”——从“广场没有死人”到中共学者

   周舵先生是“六四”事件的风云人物,曾自我标榜在“六四”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请参看:刘晓波、周舵以前的访谈录像:周舵亲口说:是他“主动”提出在电视上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以作为“交换条件”减免对四个人的处罚。录像下载: https://www.wuala.com /renyun.net/Topic/8964/天安门广场/

   1、证明“广场没有死人”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

   周舵所表白的是:“之所以要特别说明打死人没有发生在广场上,无非是想告诉世人:正是由于我们冒死力争,才避免了广场上本来几乎必定会发生的大流血。”——周舵先生这个表白显然是不诚实的,究竟是为了逃避当局的惩罚,主动上电视来证明广场没有死人?以换取当局的从宽处理?还是想洗刷自己的内心耻辱,曲线为自己树立“英雄形象”?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也不想妄加揣度。

   对周舵先生来说,这也许是一个“聪明地”选择——在高压下为了自保上电视替中共屠城做证,以换取人身安全。当然,我们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当宁死不屈的英雄。之所以提出质疑,是周舵替自己行为辩解的同时,一再抹黑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并将这种并不高尚的“交易”行为,拔高到为挽救了广场“血流成河”悲剧发生的道德高度,从而掩饰自己出于人性弱点,客观上替中共屠城罪行背书的行为。

   人们没有忘记,就在周舵等人作证之后,新华社在89年9月18日新闻的通栏标题是:“应政府号召,同意和平撤离的侯德健、周舵说:“对历史负责,军队没有在广场打死人。”在报道中,学生撤离广场变成了是政府号召的结果,而且“军队没有在广场打死人”,巧妙地去掉了时间限制,不再象6月6日袁木记者会那样限于“凌晨4时半到5时半”。因此,在当年中共屠城暴行被全世界谴责的情况下,周舵等人的证词能起到什么作用,这是连傻瓜都看得明白的。

   “六四”之后,并没有人要求周舵等人去做英雄,但一个人为了美化自己的行为,将责任全部推给学生和民众,而且态度是如此虚伪和傲慢,这就令人难以接受了。周舵曾在为自己辩解时说:“之所以要特别说明打死人没有发生在广场上,无非是想告诉世人:正是由于我们冒死力争,才避免了广场上本来几乎必定会发生的大流血。这个世界上蠢人太多,听不懂我们的话,罪不在我。”那么请问:你这“不愚蠢”的选择掩盖得了无数学生和市民的生命和鲜血吗?!

   今年已是“六四”25周年了,中共政权对当年的罪行不光没有丝毫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打压纪念“六四”的民间人士,你周舵先生如果出于良知,或有难言之隐(人们会理解),完全可以选择不发言,何必如此主动去“体察上意”,把矛头对准受专制迫害的民众呢?

   ——“都21世纪了,还要和如此众多的中国人作如此低级的常识性争论,简直匪夷所思。就这种远低于常识的普遍认知水准,还胡扯什么推翻CCP,什么民间的力量,从何说起?呜呼哀哉。”

   不用惊讶,这正是周舵先生的原话。看来人是会变的,特别是聪明如周舵者。在他的观念中,当年广场那些“激进的”学生和今天仍在坚持和中共死磕的民运人士、维权人士以及千千万万反抗中共压迫和掠夺的访民、冤民,还有他认为是“民粹主义”构成的激进民众。这些人根本就是他眼中的“蠢人”,“因为众多的中国人的认知水准远低于常识。”周舵先生向来把自己视作“精英”,他有这样的话语和心态并不奇怪,但这并改变不了他曾参加过八九民运的历史事实,只是对一个善变者来说,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周舵呢?

   2、究竟哪些话语代表周舵的真实面目?

   人们没有忘记周舵先生曾发表过的:《我们没有敌人——纪念“六四”事件十五周年》的文章,文中说:

   ——“我和小宋从六部口十字路口往西走到西单路口 ——那辆后来轧死十多个学生的坦克就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往北拐,走上了北京的商业繁华区西单北大街。我猛然站住,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个天堂-地狱的强烈对比:马路中间是一片狼籍,完全是一场街垒战之后的情景;但马路两边的商店橱窗,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连一块打碎的玻璃都没有!——亲爱的读者,你曾见过、听说过这样的奇迹吗?世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暴乱”吗?我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泪,我心里在默念着,“多了不起的北京人啊!我会永生永世牢记你们的尊荣和高贵,我发誓永远不会辱没你们!”

   ——“二十岁上下的大孩子们,天生就是冲动的、反叛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你们自己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吗?竟然无能到要用机枪坦克来屠杀他们,你们不是可悲到了无法言说的地步了吗?”

   朋友们,这也是周舵先生的观点,文中是一个人回归真实人性时的表露。只不过周舵先生在发表这篇文章时,他是自由的,不需要再与当局达成“走出监狱”的政治交易了。因此,我们仍愿意相信,人都是有良知的,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特别是对那些“聪明的”人来说,当他发现推动中国民主化事业已无法带来利益和名声的时候,周舵先生又适时地与民运划清了界限,于是,他又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周舵的建言──《再访美国归来为海外民运进一言,民运已经“边缘化”》 文章要点如下:

    A)民运已经“边缘化”;

   B)民运已经堕落为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C)民运分子要回国坐牢,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

   这时的周舵先生显然已不光是要与民运切割了,而是开始“急中共所急,想中共所想”了,当中共当局出台强力维稳政策,打击“暴力恐怖主义”活动时,周舵先生就及时地将民运描绘成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要民运分子们都回国坐牢。他一方面要人们“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另一方面却要将民运分子“一锅端”,如此替党国的“维稳”也过于操心了吧?何苦这么迫不及待?怪不得被誉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多维》都要称:周舵的“政改建议送达中共核心”了。

   3、周舵是如何变身为中共学者的?

   《多维网》在“六四”24周年报道中称:“天安门君子周舵变身中共学者——主动提妥协——换讲学发表自由——政改建议送达中共核心。”报道中称:周舵说,这个决定代价很大,但他也明白,“如果坚持公开要求‘平反六四’,其他的就什么都做不了”。面对各界对他的投降骂名,周舵用“忍辱负重”来形容目前自己的处境。但同时,他也发现,一批内地原学运成员中相当多人也受他影响,转走改良路线。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仅仅以是否正确来决定做不做一件事,而要考虑成本与收益。”

   多维报道透露:“周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未来宪政民主发展路线的建议,据说已循不同管道送达习李班子的核心圈。周舵常把文章印好交给一名相熟的“红二代”女士,由她转交给儿时好友习近平。最近,又有一名“很有实力”的商界朋友告知,他就周舵的政改建议与“最高决策层”谈了两个小时,据说高层人士对建议未表反对。”

   看了这个报道,人们也就明白了,周舵先生为什么要在“六四”25周年之际,抛出《仇恨文化不除,中国没前途》这篇奇文了。至于周舵先生洋洋洒洒几十万言给“习李”党中央的“上书”,笔者不再赘述,人们上网一查就清楚了。

   笔者在写下这篇评论的时候,内心非常感慨!周舵的人生轨迹,如同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变迁的缩影。的确,25年长达1/4世纪之久,人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仍然怀有参加八九民运时的理想,但历史就是历史,不会由于你今天的立场发生改变而改变。不能否认的是,在当年运动呈焦灼状态,时局动荡,大军围城的形势下,周舵等人于开枪前发表“6.2绝食宣言”,给已经十分疲惫的广场学生打了“强心剂”,从而使广场情绪再次升温更加难于控制。在中共血腥镇压之后,周舵作为当事人之一,不去谴责杀人者,却将“六四”血案发生的原因,一股脑的推给广场的“激进学生”,作为学生们的师长,你是不是也有一些责任呢?

   25年来,社会上对学生们的“激进”指责不绝于耳,在众多的“六四”反思文章中,鲜有对那些“长胡子”的精英们进行批判的。这不奇怪,精英们很懂得权衡得失,懂得政治“博弈”的角色位置,知道怎样来获取他们最大的社会收益。周舵先生这么做,符合他“不要仅仅以是否正确来决定做不做一件事,而要考虑成本与收益”的人生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公众都是傻瓜,看不懂这一代已成为中共政权“政治同谋”者的表演。

   如今“四君子”中,周舵“聪明地”转换了历史角色,主动充当起“官方”的辩护人,积极地为中共高层提供改革的“顶层设计”。高新流亡美国后淡出了政治圈,成了一名专门研究中共高层人事关系的学者。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则在中共的监狱中继续服刑,而不甘寂寞的歌星侯德健,则从当年的“广场没有死人”到如今混迹于北京“唱红歌”,拒绝再谈当年的话题。25年来,他们四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起伏变化,特别是在思想上及政治理念上的分化更具有某种意义,也许这就是“六四”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思想分化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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