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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正处于“等腰三角形”政治僵局——北京为何迟迟不能开启民主变


   
   
    当今时代,世界民主化的主题,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选票箱里出政权”的对决;现代国际社会的“非暴力更替浪潮”,就是由“权力枪授”向“权力民授”过渡的民主化主旋在全球奏响。这场浪潮的非凡影响与巨大冲击力,已经席卷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地球村里没有一个角落能抵抗它的诱惑。21世纪的今天,已经没有哪里的人民会面对宪政框架下的“一人一票”世界生态,甘心置身事外,永远由“枪杆子政权”被代表,被愚弄。近两年来,被称之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的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与上世纪苏东剧变一脉相承,演绎着世界民主化的普世价值的各种蓝本。
   

    然而,正处于世界现代化变革风云席卷中的中国,“30年改革开放”竟不与普世价值接轨。世界现代化民主变革脚步虽已兵临北京城下,但为何中南海能依然置身世外,僵化固守?中华大地又为何至今未见“北京之春”到来?究其原因,取决于当今中国所特有的互为制约、支撑、固定的“等腰三角形”政治三边关系所形成僵局的政治生态,即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涉及“保守与改革”的派系、路线、利益内斗僵局;民间社会在“求安与求变”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僵局;官民之间在“维稳与维权”意志、立场、情绪对立僵局。
   
    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保守与改革”的派系、路线、利益内斗僵局
   
    今年8月21日,由《人民日报》主办的双周刊《人民论坛》杂志,刊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的文章——《宪政开万世太平之路》。而此前一天中南海的机关刊物《求是》接连发表《宪政潮是对十八大精神的挑衅》、《“宪政”理论是对中国改革的干扰和误导》反宪政文章。党的最高喉舌如此频频刊登观点完全相左的文章,验证中共党内意识形态斗争从未停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内部一直存在着“传统社会主义派”或曰“专政社会主义”(党内左派)、“特色社会主义”或称“市场社会主义”(党内中间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或曰“宪政社会主义”(党内右派)三者,围绕中国改革开放“走什么路的问题”即向左转(质疑改革),向右走(政治改革),走中间(经济改革)的派系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之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特色社会主义”派,尽管走走停停、左右摇摆,但一直是中南海内平衡左右两派的主流当权派。他们主张在中共领导地位不变前提下,坚持意识形态“不争论”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中共统治集团内部这种涉及“改革与保守”斗争一直处于势均力敌,无法破局的状态中。“特色社会主义”派之所以能够传承掌权至今,恰恰体现的正是中南海这种政治僵局(赵紫阳等中共高级干部回忆录对此都有印证)。正是基于党内这一政治生态,谁上台都只能勉强维系这种暂时的党内权力派系与路线斗争平衡。当然在这三种基本派系路线对决之中,还掺合着各种复杂、微妙、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因素,但却都不是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眼下,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势钧力敌,相互牵制,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只能以稳定为前提,基本保持着这种政治上的僵滞现状。
   
    习近平接班后,虽要正本清源,奉天承运,整合中共建制后两个“三十年”的政治资源,发起围剿宪政,抵制普世价值的姓社姓资意识形态纷争,像当年苏联8.19前后,邓力群反对戈尔巴乔夫,批评苏共改革,大讲苏联亡国教训一样,习近平内部讲话大批苏共没有“真男儿”,主导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年4月22日下发极左九号文件。因此展示了他正从党内“中间派”向左发展的趋势,但也不得不接受党内右派的制约,倒退也是不那么容易的。
   
    太子党的另一代表人物胡德华,不久前就曾在一次聚会讲话中反击习近平偏左言论,甚至披露太子党校友会上,两个分别为“普世派”和“维稳派”官员翻脸。这种中共内部各个层面分争,导致了6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强调“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习近平异乎寻常地要求,每个政治局委员都必须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安全大局”。可见中共党内的进退维谷的政治僵局状态。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由于一些人缺乏对中国大陆政治生态与共产党权力集体运作的本质理解,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当今中共党内斗争激化。这影响了人们对中共本质与当前形势以及各种纷乱的政治现象做出正确认识与清醒判断。如果中共内部冲突真得像一些舆论操作的那样你死我活,他们的权力早已崩溃。其实,中共之所以能坚持“一党天下”专政体制至今强势不变,其谜底就在党内路线与权力斗争至今仍保持在这种政治僵局的可容状态中。这便成为当今中国“等腰三角形”政治三边关系中强力支撑其基本稳定的一边。
   
    民间社会“求安与求变”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僵局
   
    与中南海“改革与保守”政治生态相对应的,是民间社会“求安与求变”两大主要分歧的社会基础。虽然,中国社会腐败、正义沦陷、民怨沸腾,一方面导致民众不断的自焚、屠童、爆炸、杨佳式杀官等等绝望情;另一方面却又激励起民间一批批率先站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异见人士、维权勇士等,以自身现代公民的风范来昭示民间谋求社会变革愿望,如《08宪章》群体、公民力量、新公民运动群体、同城饭醉公民圈、广交友不结社,以及上访维权、群体事件乃至每个个体的自由表达等等。眼下,他们大都遭到了官方的强力打压,但却前仆后继,有效展示了民间社会渴望自由、主张民主、争取正义,要求社会宪政变革的愿望。
   
    然而,民间的这种权利争取冲动,至今都没有集合起多数人的意志,形成对官权力的足够压力,迫使他们平等地坐到谈判桌上的另一端。究其原因,就在于民间社会自身还处于缺乏共识的分裂状态。我们在看到民间社会积极寻求社会变革的另一面,不应忽略中国民众深受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普遍具有惧怕权力、甘做“驯服工具”心理,正所谓“宁作太平狗,不作乱世人”;还有,一些新发家致富起来的个体,基于其生活优化与稳定的既得利益考虑,也不希望“茉莉花革命”打乱他们的日常秩序。此据来自“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 Barometer)和“当代中国结构变迁”两项大型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的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包含个体和私营企业中从事技术、行政和销售的员工,外加其它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他们认为社会稳定比个人言论自由更加重要。“求稳怕变”是其重要特点,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维护社会稳定”比“控制物价上涨”和“加强政治影响”等政策议题更为重要。这种“求稳怕变”的错位心理,在当今中国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中共可以始终贯彻高压维稳的社会基础。
   
    更何况,如今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加深了对毛时代的怀旧感,北京就曾发生了在抗议日本政府“购岛”的队伍中,一名老人对打出的崇毛标语提出异议,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毛左教授韩德强打了两个耳光。不幸的是,韩德强却还在中国网络世界,赢得不少愤青的声援,可见民间社会的自身撕裂状态。随着薄熙来被起诉,民间“毛左派”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他们的主张与宪政人权恰恰相反,希望复旧倒退到毛式统治之下。8月23日香港明报刊文《“打倒汉奸” 薄粉法庭外舌战改革派》写到:“数十名情绪高涨的左派人物在法院外与宪政派民众短兵相接,佔了明显上风,甚至怒骂记者。”此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显示,中国社会的左派佔38.1%,中间派佔51.5%,右派佔8%。而《南方都市报》报道,天津南大学的网民调查显示,左派只有6.2%,右派佔38.7%,中间立场者55.1%。虽然,这些数据大相径庭,但民间社会自身分裂是个不争的事实。
   
    民间社会这些的主张、诉求、权益冲突,构成了自身力量的相互牵制,自我抵消了谋求社会变革的动力,陷入“求安与求变”的生态僵局,成为当今中国“等腰三角形”政治三边关系中又一边,客观上支撑了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势钧力敌,僵化固守,维持稳定的局面。
   
    官民之间在“维稳与维权”意志、立场、情绪对立僵局
   
    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其实是官党与民党的对抗,这是中国特点的“等腰三角形”政治生态僵局关系中的又一边。
   
    当一个国家权力扭曲公道,社会谎言弥漫,百姓喊冤渠道被堵塞,权利受侵害的弱势群体没有自保组织与代言人时,必然要导致“官逼民反”现象,形成官党与民党的对抗局面。眼下,中国官府腐败、社会不公事件不断被舆论曝光,淫官视频,校长携小学生开房,法官集体嫖娼,医院系列贩卖婴儿,一个比一个更具有社会刺激性,民众激愤已如干柴燃烧遍布中国。民间社会罢工、上访、请愿、聚会、群体事件,前仆后继,民众抗争维权怒潮正伴随着官方“天价维稳”,在中国大地频频来袭,规模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激烈。然而,客观而论,这些抗争毕竟多是有限的、局部的,而且由于民间社会自身分裂和自我能量消耗,一时还很难形成像当年“六四”时期那样的全民动员力。
   
    反观官党一方,由于中共一党专政,拒绝还权于民,加之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的紧密结合,导致官党公权力过分强大。加之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把“维稳”当作最高政治任务,其“天价维稳”已武装到牙齿。7月3日媒体报道,永州官员称:“维稳一个唐慧6年的耗资就是80万元”,现代中国已成为极度依赖警察维稳的国家,被海外舆论称之为“警察王国”。官党以此形成对民间社会“维权”高压态势,至今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抓捕迫害民间异议维权人士。最近,北京NGO“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被取缔,著名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许志永和郭飞熊被逮捕,都是例证。
   
    鉴于以上官民冲突两端,尽管官方对民间抗争不断强力打压与“天价维稳”,但丝毫平息不了民间抗争趋势;而民众面对官方的无情打压,暴力维稳同样也一筹莫展,无法形成足够的集合力量,迫使官方妥协。这种如此官民冲突的长期拉锯,无法单方改变现状事实,认证的正是官民在意识、立场、情绪对立的政治僵局。这也是中华大地为何至今未见“北京之春”到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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