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清帝国的漕运危机说“临时工”

   ——熊飞骏

   漕运是大清中央政府在地方直接经营的三大要政之一；另两件是盐务和和黄河河道管理，并因此设置了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的漕运总督，盐务总督和河道总督。

   漕米之政就是把把中国南部和中部八个省份租米运往京城供养政客公仆们，并储积在粮库中以待在中国北部分配。

   漕运总督设在江苏省淮安。

   漕运总督下设省一级漕官，担负漕米之省各设一人。

   各省漕官只对漕运总督负责，不受地方总督节制。

   漕官监管征集运输漕米的体系，下属非政务系统的工作人员不属公务员，类似今天的行政企事业单位编制。

   负责运输漕米和护卫运粮船的工作人员多数由住在运河边屯田的世袭船户“旗丁”组成，构成漕运“正式工”主体。

   享受特权的“正式工”很快腐化，他们只对雁过拔毛和按时领工资感兴趣，对搬运之类的繁重体力活则雇佣“临时工”。

   漕运属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事业单位自然是体制外平民趋之若鹜的肥差，想当漕运“临时工”的人自然排起了长队。

   为了能挤进漕运单位当上临时工，漕运单位的各级一把手自然成为贿赂的主要目标。

   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贿赂，漕运领导就不但违犯人事纪律扩充“临时工”队伍，本来招10名临时工就足够，也要尽可能招100人。

   于是临时工队伍膨胀速度与时俱进。

   嘉庆年间，漕运临时工数量膨胀了两倍多，估计增加到了四、五万人。

   临时工队伍膨胀的直接后果是单位糟米运输费用的攀升和超标。

   同等吨位的每条运粮船费用直线上涨，越到后期上涨速度越快：1732年130两白银；1800年300两；1810年500两；1821年800两……

   那时的货币是白银不是纸币，不存在货币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现象。

   漕运领导应付运粮费用不断上涨的主要招数有三个：一是虚报预算，市场价格一条运粮船50两上报成500两，就和今天的公共工程严重虚报一个理；二是超定额向平民征粮，加重纳税人负担；三是玩监守自盗把戏，盗卖粮船上的糟米。

   当船上的糟米盗卖过多到站无法用普通伎俩蒙混过关时，漕运领导们就指令表现又红又专的心腹把已没有多少粮食的运粮船凿沉，制造沉船事故，然后把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临时工”。

   …………

   1853黄河大改道以前，大清帝国的漕运主要是通过内河运输系统，京杭大运河是主要运输干线。

   京杭大运河的水上运输受黄河水灾和泥沙淤塞影响很大。

   京杭大运河又必须取道一段黄河水路。为了保持运河畅通，必须定期疏浚治理黄河。

   到了大清帝国中期，黄河因长期泥沙沉积成为“地上河”。疏浚运河的工程逐年艰巨，费用也就逐年攀升。

   漕运通过内陆运输系统的代价在大清国中后期一路飙升。

   1803年黄河涨水淤塞河道，开往首都的粮船长期梗阻。

   在内陆漕运系统千疮百孔灾难濒仍之际，少数有责任心的官宦提出另辟新径发展海路运输，象元帝国和明初实行过的那样，东南租米通过海路运往京师。

   大清帝国中后期，民间私营沿海贸易已经很发达。嘉庆年间已有约3500条江苏省商船的长江下游商人进行海上贸易，主要把华北的大豆运往南方牟利。

   主张开辟海路运输漕米的责任官宦理由如下：

   1、 有利于政府与私商合作共利双赢，大大减少运输成本。私营大宗沿海贸易是由北向南走向，北上船只载货少往往要装载大量泥沙压舱。如果用漕米代替泥沙，私营业主在不增加任何运输成本的基础上能增加一笔额外收入，政府方也可争取到一个理想的廉价运费。

   2、 放弃内陆运河主干线，就不用花费亏本代价保持京杭大运河全线长年贯通了。政府每年在运河黄河段投入的巨额疏浚费用就可节省下来。

   3、 粮船避开了运河上的的无数检查站和中间人，既减少了检查站员工费用又收缩了“雁过拔毛”的腐败机会。

   4、 漕运不受黄河水害的影响。

   5、 海路与内陆相对隔绝，大大减少了官吏盗卖漕米的机会。

   6、 运输人员缩小N倍，大大减少运输成本。

   …………

   责任官宦粗略估算了一下，取道海路运输漕粮成本不但比取道运河小得多，政府每年还能节省几百万两疏浚黄河段运河费用，综合取来考量要节省N倍。

   一个利远远大于弊且众人心知肚明的改革措施，在专制政府只会遭到多数权力官僚的玩命反对！

   专制政府的公权不是为国家和人民牟利的，而是为特权人物私人牟利的。

   特权官僚的个人私利和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完全对立的！

   一个明显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善政，必然会缩小腐败机会，必然不利于特权官僚牟取私利。在特权专制国家，国家的大政方针又不巧掌握在与国家人民为敌的各级官僚手里。

   取道海路的漕运改革提案，在官场必然会招来绝大多数官僚的坚决反对。

   任何政策都有利和弊两方面，完全没有弊端的善政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要利大于弊就是善政；弊大于利就是恶政。

   取道海路的漕运改革提案利益是主要的，但一样存在弊端。尽管是远远小于利益的弊端，也足够腐败官僚死死抓住不放，并且在朝堂上慷慨激昂。

   1、海盗猖獗。（连没有军队的私营船队都可对付的海盗，难道国家还对付不了？）

   2、气候恶劣。（比起黄河泛滥造成的巨大损失，气候恶劣损失差不多可忽略不计。）

   3、造船费用昂贵。（海船建造费虽贵但运费便宜，综合起来看海运更合算。）

   4、造成大量水手和疏浚运河的河工失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这就好比今天汽车放着去京城的柏油大道不走，偏要走坑坑洼洼长年需要大量养路工修复的土路。）

   …………

   在专制社会，狗屁不通的王八理论从特权官僚嘴里吐出来总是理直气壮。

   台面上反对的理由看起来冠冕堂皇，台面下的真正理由则是漕粮海运改革提案大大缩小了权力腐败的机会，伤害到既得利益阶层的个人私利。

   内河航运系统豢养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个阶层自然对漕运改革坚决不答应！

   1、首先漕运总督不答应！仅5万个临时工岗位每年要收取多少贿赂啊？一旦取道海路漕运就不需要临时工了，他的贿赂还不大大缩水。

   2、河道总督不答应！漕运一旦取道海路，每年就不用疏浚黄河段运河了，他这个总督的重要性也就大不如前，用于治理黄河的财政拔款也会大大减少，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3、各省漕官不答应！海路运输手续必然大大精简，以权谋私的机会也会因此大大缩小。

   4、各检查站领导不答应！不但失去“雁过拔毛”机会还面临下岗，这改革虽然有利于国家人民但与他们不共戴天！

   …………

   海运漕粮提案除了有利于国家人民外，也有利于皇帝和皇族，因为国家是他的家天下，害国也等于害皇帝。

   乾纲独断的皇帝有一百条理由和国家人民站在一起欢迎漕运改革提案，把反对改革的官僚视为“敌对势力”。

   专制体制“劣胜优汰”，无限权力不断使人疯狂，还使大权在握者不可救药不断“弱智”下去。皇帝本人是专制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是最大受害者！

   被专制体制毒害得不断“弱智”的皇帝自然没有智慧和胸怀去听取与主流声音不一致的责任官宦的批评警告；对体制外的良心声音更恼羞成怒。对于关系国计民生和家族危亡的大政方针，皇帝不会想到对民众开启真话大门。他依旧和几个看上去顺眼的宠臣和所谓“智囊”关在小屋里密谋玩暗箱操作。

   在特权专制背景下，能让皇帝顺眼的官僚和智囊多是善于逢迎工于心计无任何底线责任心用不尊严手段爬到尊严地位的无耻政客！

   皇帝和这些卑污政客密谋，自然只能听到高度一致反对改革的声音。

   于是皇帝自然也站到反对改革那一边，站在伤害国家和皇帝自己那一边，把锐意改革的责任官宦和体制外良心志士打为“敌对势力”。

   …………

   于是腐败丛生危机四伏的内河漕运系统得以继续下去，一步步把大清帝国推向末路。

   从某种程度来说，漕运“临时工”把握着帝国的生命线。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腐败官僚高度器重并常委以重任的“临时工”并没有知恩图报长期效忠大清帝国，他们中的多数参加了反清秘密会社，后来成为太平军的水军骨干。

   历史经验证明最要命的“颠覆国家政权分子”和“敌对势力”多来自体制内，而不是几个好说真话的读书人和好上访的维权者。

   武昌起义就是体制内军队的哗变！

   1853年黄河大改道，把北段运河彻底摧毁。那一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把南段运河拦腰斩断。

   漕运粮船终于心不甘情不愿走上了海路。

   漕运“临时工”加入了太平军，走上了“颠覆国家政权”的道路。

   大清帝国的命运走到了它的尽头。

   二０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2013/06/22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