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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景生和“一二.九”运动
七十七年前的“一二九”运动，一直被中共吹捧成抗日救国的枢纽性事件，并冠之以“我党领导”的定语。其实，后者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而前者则歪曲了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先安内后攘外）。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蒋乃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民族英雄。近十几年来北京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国军在正面战场浴血杀敌的功绩，故本文不拟就此再作阐述。
根据当事人的证言，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的学生运动，直接策动与现场指挥者有四人：张申府，孙多荃，郭明秋和姚克广。张申府（1893年6月15日－1986年6月20日），原名张崧年，字申甫，河北献县人。哲学家，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他当时已脱党。孙多荃，诗人北平女一中校长，第三党成员。郭明秋（1917-2010），时为北平女一中学生，并任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姚克广（1917年9月6日－1994年12月11日），安徽池州人，生于香港，时为清华大学学生，后改名姚依林。
此处须着重介绍一下谷景生（1913-2004）的有关事迹。他就是月前中外瞩目的谷薄开来杀人案主犯之生父。
谷氏为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人。“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百度百科）
1935年夏秋，华北危在旦夕，当时在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青年党员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从外文杂志得悉《八一宣言》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刊于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三人一致认识到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派周小舟直接向省委汇报。中共河北省委决定组成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
2004年12月22日，薄一波在《人民日报》撰文称谷景生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地下斗争的特点，作为临时市委书记的谷景生处于一种很隐蔽的状况，以至后来在人们的回忆和党史著作中他的作用被埋没了。对此，谷景生同志长时间三缄其口，坦然处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思想境界。”
谷景生之妻范承秀，1957年在北京市委党校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说话，被打成右派和“反党集团”，谷景生时任国防部五院政委、党委书记。上级要求他与范离婚；范时有身孕，本人也主动提出离婚，但谷断然拒绝。他说，妻子是范仲淹的后代，14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进了四年马列学院，可以说是笃信马列，怎因说几句公道话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谷因此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而始终无怨无悔。当年范腹中块肉便是日后的谷开来！
按谷景生的资历与才干，授衔时至少应是中将。 “李广难封”，不能尽展其才，固然令人扼腕。而谷开来的下场相信更使九泉之下的亡父难以瞑目吧！
（附录旧作）
揭开“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真相
人所共知，“一二.九”运动始于1935年12月9日，当时的北平学生举行抗日大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遭到军警镇压。结果激起全国各大城市广大群众的连锁反应，成为次年12月“西安事变”的重要诱因之一。
在中共官修的史书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中，几乎众口一词地称颂该运动为“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以致其发生半世纪后的1985年12月，权威的《红旗》杂志在第23期特意发表毛的一篇演说作为纪念。
该演说题为《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是其1939年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的讲话。全文气势磅礴，极富煽动性，显示出毛能言善辩的非凡本领，难怪其于国共合作时期受孙中山赏识，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
但正如成语“强词夺理”所云，滔滔雄辩未必意味着弘扬正论，有时反而可能纯属蛊惑人心。当时安居延安山沟党军大权在握的毛总舵主，便公然篡改“一二.九”史实，开创了极为恶劣的肆意忽悠民众之先例。
当天的大会正值运动发生四周年，作为亲历者的李昌应邀首先讲话。李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讲题为《“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他认为：“从运动的本身看来，‘一二•九’运动是具备着许多为历次青年运动所没有的特点的。这就是说：‘一二•九’是自发的，但很快的转成了自觉的运动；……”
他的“自发论”乃基于事实，即运动并非由中共策划组织。这显然不合毛的意旨，故随后讲话的毛极力歪曲真相，强调“党”领导了运动。不过，开头他是这样讲的：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请注意，上面一段的“学生同志”语义含糊，可以理解为上面有“党”组织指挥，也可理解为受“党”思想影响。模棱两可，见仁见智。
毛到底是长于演说的超级高手，巧舌如簧，可以媲美希特勒。他接着话头一转，便道出要害：
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
金口玉言。此语一出，李昌的“自发论”即成异端。会后李本人很快受批判，罪名自然离不开鼓吹“民主”，妄图使青年工作摆脱党的领导。其后甚至将之调离延安，后被贺龙接收任晋绥边区兴县县委副书记。这位曾经赫赫有名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清华大学出身的学生领袖根本无从申辩。
不过，毛的胡言乱语毕竟经不起推敲。
首先，《八一宣言》真的“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吗？否。
据戴晴新作《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在如来佛掌中》（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222-238页），该宣言最初起草于1935年夏，出自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原题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改称《八一宣言》以求响亮上口，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实质只在俄文版《共产国际》、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和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中文）刊登而已。
奉命将这份3500字的草案专程送到陕北的是林育英（林彪堂兄，后改名张浩），他7月底从莫斯科动身时，文件尚无《八一宣言》这个醒目标题。11月中旬他抵达毛所在的瓦窑堡时，上述俄、英和中文的《八一宣言》也传到了中国。但白色高压下的北平党组织能有几人懂外文？又有几人能领会文件中的国际新精神，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其次，所谓“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吗？那是自欺欺人。毛自己前面说：刚到陕北就听到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喜出望外。可见彼此并无联系，又谈何“配合”？
至于“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那就更荒诞了。上海不必说，北方局和一二.九运动全无瓜葛。时任北方局（设在天津）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就回忆称，自己是10号才从《大公报》上得知此事的。
那么，究竟真相如何？李昌的夫人、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负责人冯兰瑞，在其《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一文中，以翔实的资料和缜密的分析提供了答案。文章载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一期。而戴晴的书也作了类似的考证。综合两者的观点，大致情况是：
运动是由北平学联发动的。而北平学联“是在北平临委不起作用、分裂的情况下，自己搞起来的。”（冯兰瑞文）北平临委即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他们之间多数人仍坚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原有路线，只有负责宣传的彭涛主张组织学生请愿示威。
当年11月18日各校学生代表在中国大学举行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大会选出主席郭明秋（女一中代表）、秘书长姚克广（即姚依林，清华大学代表）、总交通孙敬文（镜湖中学代表）、总纠察邹鲁风（东北大学代表）和总交际王汝梅（即黄华，燕京大学代表）。北平学联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对日作战、保卫华北……（参见黄华著：《亲历与见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姚依林回忆称：“‘一二•九’运动的真正主要负责人，据我看是彭涛同志。在运动中，在整个过程中，经验最丰富的，组织能力最强的是黄敬同志。尽管他组织关系没有恢复……”（《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第96页）而直接担任指挥的则是郭明秋。
郭是18岁的中学生。其老师孙荪荃曾任女一中校长，第三党成员。她们师生俩和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加上张的学生姚克广（依林），“那天上午，……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饮茶，算是组成了一个临时公开指挥部。我们看着游行队伍行进。队伍走过西单又往东走时，有一个姓陈的清华学生骑着自行车跟着队伍，并随时把游行的情况到楼上来告诉我们。”（张申府：《“一二.九”运动的点滴回忆》，见《一二九回忆录》，第一集，21页）
上述张申府（1893-1986）被称为中共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曾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现在几乎已被人遗忘。郭明秋后来成了林枫（1936年初的北平市委书记，60年代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妻子。
黄敬（俞启威）作为江青第一任丈夫颇为人知。电影《青春之歌》林道静攀上电车演说的镜头，就以黄敬在一二.九运动当天的表现为蓝本。
三，“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这句话，曾被认为是“一二.九”运动的招牌口号。据称该文出自蒋南翔笔下。但戴晴的书里引用虞昊文章，证明“这份《告全国民众书》是刊登在1935年12月10日出版的小报《怒吼吧》上，此时”一二.九“游行早已结束。可知这句名言只是‘马后炮’，点燃不了12月9日几千北平学生游行的激情。”（虞昊《一二.九运动与张申府》，《传记文学》，2005年第3期）
据此，冯兰瑞引述了黄华的话：“‘一二•九’开始是自发的”，然后明确指出该运动“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质，谈不上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她认为，可从组织领导与指导思想两方面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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