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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論》是國際共運暨中共國民主革命的綱領性文獻
·《特權論》是國際共運暨中共國民主革命的綱領性文獻(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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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社会民主党问题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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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賊暴政黑暗的一斑——傅汝舟,暴政下的犧牲者

陈泱潮 @CDZCYC


   
   2012-12-03

258,讀網友發到我郵箱里的一篇紀念文章。題目是《傅汝舟,多么美丽的名字》。主人公是一位勇敢反抗暴政的具有理想主義正義感的志士。作者講述的牢獄生活,可以看見當時黑暗的一斑。正是為了這些犧牲者,正是為了後人不要再遭受這樣的暴政,我40年來不能不犧牲了自己的青春,異乎尋常勤奮地工作!

   

   
   附文:

傅汝舟,多么美丽的名字


“生命的意义在于充实,而不在于长久。”(美)马丁辂德.金


“一个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现任德国女总理梅克尔


   
    本文作者:张先痴

无风不起浪

   
    这件事开始时已经是1961年的第三季度了,自1958年3月四川省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支队正式成立,被判劳教的右派份子在这个无期徒刑似的集中营里(当年的劳教条例并无时限规定)苦苦挣扎了三年半以上,一个接近三百人的中队,仅仅只有一名小偷出身的坏份子像“样板典型”般解除了劳教。这个以白面书生为主要成员组成的右派群体,刚开始时对陌生的“劳教”二字,多多少少还怀有几分轻松得近乎天真的幻想,时至今日已被丢失尊严的苦闷所替代。他们当初绝对没有想到,“因言获罪”的渎罪,会沉重到永无休止的地步,许多人的忍无可忍已接近极限,那物极必反的古训正暗藏在一些人的心底蠢蠢欲动。
   
    更重要的是,这连续的三年正是毛泽东以“人定胜天”的狂妄,向自然规律、同时也向传统伦理挑战,以炫耀其独裁淫威的三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之类的倒行逆施,最终遭到惨败以后,又以“三年自然灾害”的栽脏陷害,将罪责嫁祸给永远沉默的大自然。作为承受恶果的中国人,我等为粮食供应量的每况愈下、肠胃里的空洞因迫切需要填充物而低声呻吟,长期的营养不良致使四肢无力骨瘦如柴。我们还目睹了倒在路边的饿殍、也居住过十室九空的农舍,残酷的现状雄辩地对良知未泯的我们说,这场饿死千千万万善良同胞的劫难,其元凶不是我们早年奉若神明的毛泽东还能是谁?那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先贤训诂,如悄悄话般不时在我们的耳边叨念。
   
    1961年春,筑路支队的任务有所变更,据说我们正在修筑的这一段成昆铁路,因“瞎指挥”而设计有误,奉命下马停建。我们被调去修筑广元至旺苍的一条铁路支线。刚刚由边远山区的大凉山迁来内地没几天,中队长在例行的“晚点名”时郑重宣布:今后你们给家人写信,不得再用“公安厅筑路支队”的单位名称,一律改用“415信箱”。这个保密代号的突然诞生,给这个诡秘的“流动集中营”更添加了一层神秘色彩,统治者似乎在刻意掩盖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
   
    仿佛是为了迎接这个欲盖弥彰的“化名”闪亮登场,415信箱发生了两件建队以来最具轰动效应的突发事件:其一是国庆节当天,住在旺苍县快活场的108中队的两名劳教份子一起越狱逃跑,两人分别是张先痴也就是我和周茂歧。有劳教线人举报,他们是一个“企图逃往南斯拉夫驻华使馆‘政治避难’”的叛国集团,成员中另有任世同、罗铁夫和范通才暂时按兵未动;其二是在我逃跑二十天以后,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以下简称“马盟”)的地下组织(此事是我捕回独居关押三年后才知道的)。该组织成立仅数月即因叛徒出卖而被破获,为首者周居正、杨应森均判死刑并立即执行,于1964年1月18日分别在永川县和灌县遭杀害,其余成员六十余人,皆于同期在各自居住地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
   
    我们的逃跑和他们的组党,本是两件各自孤立的事件,不排除前者的“逃往南斯拉夫驻华使馆‘政治避难’”对后者有某种启发作用,但这毕竟只是办案者的事后分析,而非逃跑者事前如此预谋。倒霉的是主管当局,按宁左勿右的办案惯例,将它们联成了一桩惊动中央的特大案件大动干戈,这也同样是我事后三年才得到的确认。有两个原因促成了主管当局的误判:原因之一是南斯拉夫的执政党名为“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与刚破获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显然同族同宗涉嫌沾亲带故,两个逃跑者未必不是“马盟”派往“修正主义集团”以“认祖归宗”;其二是我与“马盟”为首者之一的杨应森,不仅同在一个中队,而且同在一个生产班组,又有线人称两人一贯“同鼻孔出气”。事实上我与他和同队的另一位邓姓转业军人,确实另有密谋(但并非组党之类),只因我突然受肉刑捆绑,决心逃跑以泄愤,才自然终止了该项酝酿中的密谋。可以肯定的是我与杨应森的频繁接触交往,想必早有“劳教积极份子”汇报在案。
   
    我的逃跑一旦与“马盟”这一“通天大案”搅在了一起,那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十万个为什么”将等着我受用。它不仅让我在预审中累受刑讯逼供之苦,还让我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内独囚一室、从不放风,倍受精神煎熬,但这一切比起杨应森等等先烈的牺牲又多么不足挂齿……
   
    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2010年,我因患眼底出血症视力几乎丧失殆尽,才得到个机会在放大镜的帮助下,翻阅了“马盟”的尘封档案的复印件,解开了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
   
    当年的劳教份子,除少数被法院判处管制者以外,大部份人在法律的意义上仍然称为公民,甚至将他们尊称为“国家的主人”也很难说是讽刺挖苦,君不见1959年众“劳教公民”还参加过一次装模作样的所谓选举。但实际上他们又是被专政的对象,按劳教纪律“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行为准则“夹着尾巴做人”。 如果一定要解释我国这颠三倒四的身份错位,足以把全世界的法律博士逼疯,最好还是交给“中国特色”这把万能钥匙去“答记者问”。反正众“劳教公民”并没有行动自由,甲队和乙队或乙队和丙队的“劳教公民”,在“相互监督、促进改造”的恐怖氛围中,人际交往几乎成了麻烦的代名词,特别是劳教之前的陌生人,一句话,我既无机会也没有必要和本中队以外的劳教份子交往。
   
    有一位“马盟”成员名叫傅汝舟,多年以后,他的姓名在我的记忆中占有特殊地位,手边属于他的这几页复印案卷也显得分外沉重。在囚禁着近万名劳教份子的这只庞大的“415信箱”里,我和他像两个薄薄的信封不知散落在信箱的哪一个角落。在这位最后被判刑二十年的傅汝舟的审讯笔录中,记载有他曾对某某人(名字忘了)说过:“我们已派人去南斯拉夫驻华使馆……”的话,在审讯中他矢口否认,事实上他对任何指控都予以否认。而我这个被控“企图逃往南斯拉夫驻华使馆”的当事人,对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却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地球上有一个名叫傅汝舟的人。然而神经高度紧张的办案人员,又岂敢对“派人去南斯拉夫驻华使馆”这一经人举报的重要线索轻易不予采信?这就导致了下述长达八个月的 “圈套”。

唯有歌声多壮志

   
    1962年2月的某一天,这时我早已自天津捕回四川,被关押在灌县看守所的二号监房两月有余。突然看守兵打开监房喝令我这个“独居犯人”抱起铺盖调动监房,在看守所这本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的此番调动非同寻常之处在于,我是由普通监房调往关押重点要犯的“小监”。
   
    那年头灌县看守所的建筑布局分为两个部份,主建筑是一幢大约四十米见方的木结构四合院,内设十个大小不等的监舍。四合院的一边的底部,修着一间大厕所,它与邻近的监房之间留有一段一米多宽的通道,通道的尽头是一扇木门。跨出此门便是本看守所的第二个部分,它以一片宽约十米的荒地远离了四合院,对面则是一字排开的十二间小平房,每间约二平米见方,狱方给予的正式名称为小监。十二间小监的一、二号监房是漆黑无光的黑监,我刚刚迁入的这间就是一号黑监。进门以后看守兵锁了房门,不一会,我突然听见相邻的二号监房内有咳嗽声,知道我有一位邻居,他是谁?我心中暗想,但据我此前的坐牢经验,看守所决不会把两个案情有关联的人(劳改专业词汇叫“同案犯”),关押在有可能互通信息(劳改专业词汇叫“串案”)的地方,据此我判定咳嗽者绝对是我不认识的人。
   
    我并不在乎小监黑监,也不在意什么要犯不要犯,反而更喜爱这恬静简单的居住方式。因为自囚入这个看守所,过上了独居一室的崭新生活,与世隔绝中难免胡思乱想。回忆起若干年前,在一次文学创作会议上,曾听过著名老作家李劼人的一次演讲,说他在创作《死水微澜》期间,为杜绝外来干扰,曾一度把自己关在小书房里,连三顿饭都是由家人送入……我记住了老作家为这部传世之作付出的艰辛。对应我时下关进这僻静的“监狱里的监狱”,简直像“天赐良机”般不可多得,立即开始动笔写作我构思已久的长诗《嘉陵江三部曲》。我不断以写交代材料为借口,向轮换值班的看守兵索要笔墨纸张。我很快地适应了黑监这白天漆黑,夜晚灯光透亮的“黑白颠倒”,只顾潜心写作,乃至忽视了我还有个

二号监房的邻居存在,他毕竟是个与我无关的陌生人。

   
    引起我分外注意的是我忽然听见他低声的唱着一首歌,这首名为《热血》的歌,它对我情智初开的少年时代具有启蒙意义,因为那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光辉的抗日战争时代。歌词开始唱道:“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的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们的热血,似第聂尔伯河似的奔流……”歌声低沉凝重,发音很准,估计唱歌者的文化修养在我之上,而熟悉抗日战争初期流行歌曲者,通常年龄都长我几岁(我五岁即读小学)。更重要的是歌声中洋溢出那份激昂奋进的热情,和我那份忧国忧民的心态不谋而合,我甚至怀疑这涉嫌臭老九也是个右派份子,又甚至想过用某种方式与他取得联系。
   
    但是且慢,这是什么地方?它是共产党关押政治要犯的黑监,而我是负有重大反革命疑案的被侦察者,这危机四伏的险恶处境允许我草率行事轻举妄动吗?就凭一副令你激动的歌喉就能将他视为朋友、引为同志吗?算了吧,快三十岁的人了,别那么孩子气,想罢,我冷静地回到那首《嘉陵江三部曲》的“传世之作”中。
   
    写到这里,似乎有必要把小监的生活规律简单介绍一下,前文说过,我并不在乎什么小监黑监,在此我还得补充说明,比起集体关押的大监房(也包括只关一个人的大监房),我更喜爱这一排远离四合院的小监和黑监。在我看来,这黑监除距离死刑判决更近一点、这个“不确定因素”以外,几乎全是我梦寐以求的居住环境,堪称难得一见的狱中精品。看守兵虽然偶尔来小监押犯人出监外审讯(劳改专业词汇叫提讯或者提审),但绝不会刻意过来干扰你的构思写作或者“幻想变天复辟”什么的。但他们在交接班时,你最好还是靠墙静坐作沉痛悔罪状为佳。反正他的例行公事,只是拨开你门上那直径十多公分的窥视孔,确认你依然“健在”就万事大吉。看守兵这种“一分钟打扰”每天就那么早中晚有规律的几次,不像四合院里的大监房,左邻右舍吵架打架分菜分开水争多论少朗读监规犯人放风挨揍被捆呼妈喊娘哭天呛地……总之除了强奸案,什么怪事都可能在这个五颜六色的小空间里发生,因此,你想静下心来潜心写作什么“传世之作”纯属痴心妄想,相比之下黑监的优越性也就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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