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成覺先生將他主編的《1957’中國文學》一書的書稿寄給我，並在其《出版說明》裡，提到我關於建立“一九五七年學”的倡議。這樣的聲氣相求，讓我感動，也引發了許多的感慨。
   
   我想到的，是“一九五七年學”的命運。它首先遭到了主流學術界的冷遇，幾乎無人回應。道理也很簡單：當局至今還在堅持“強迫遺忘”的既定思想、文化、學術、教育政策，我當年指出的四大禁區：反右、大飢荒、文革和“六四”大鎮壓，不但沒有任何鬆動，還有愈加嚴控的趨勢。不僅如此，當局依然用反右運動的思維和手段，對待一切不願忘記歷史，要求恢復歷史真面目的人們。最近的例子，就是對在香港舉行的反右五十五周年紀念活動的封殺和打壓。前不久，網上還傳來了杭州的右派老人的維權行動遭到鎮壓的消息，出現了“不明真相、受僱佣的孫子棒打受迫害的爺爺”的歷史悲劇和荒誕劇。這些令人痛心的事實，都提醒人們：反右運動的歷史還在以新的形式繼續。只要導致反右運動的體制、觀念沒有變，鎮壓人民和不同意見者的歷史就不會結束。而且總會有一些知識分子充當其辯護士，這些年不斷出現論證反右運動的合理性的高論，絕非偶然。
   
   與此同時，建立“一九五七年學”的倡議，在民間社會卻得到了熱烈的響應。這些年，已經形成了一個“拒絕遺忘，見證歷史”的民間寫作運動。無數的受難者，在耄耋之年，或動筆，或口述，留下了他們親歷的歷史和反思，也留下了歷史的可貴精神。據我的觀察，這樣的書寫已經由當年的右派擴大到他們的子女，並且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參與其間。有些右派老人更直接參與現實的抗爭運動，他們的維權活動已經成為方興未艾的民間維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世人所矚目。這其實也是1957年的民主運動的一個繼續，至少是存在思想上的連續性的：這永遠“打不死”的抗爭精神，永遠“撲不滅”的民主火種，由這些飽經滄桑的歷史老人所始終堅守，本身就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