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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的萌芽发生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而未能发生在旧中国的原因【往15--11
【往15--1】**转载自《往事维护》电子版第15期张洞生论文选专辑
张洞生：近代科学的萌芽发生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而未能发生在旧中国的原因
http:// sciencepub.net/newyork/0104。 8/01/2008
《摘要》: 古希腊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有很大差别。双方几乎在同时起源于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像两条长长的河流, 两个文明流向不同的历史方向。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们的生存生活方式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严重依赖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的。结果,由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于是, 欧洲现代科学技术随着时间的前进发展得愈来愈快, 终于给欧洲带来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相反, 中国则保持中央皇权的封建专制独裁制度、小农经济和古老的文化传统直到19世纪末, 而现代科学萌芽还没有诞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探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文化和科学技术所起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导致古人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现代科学萌芽在旧中国和在欧洲终于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这篇文章不是对两个古老的文化做全面的总结和分析。
《引言》: 爱因斯坦说:“西方现代科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两个伟大成就之上的， 他们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可能通过系统的实验而发现因果关系。据我所知,中国的先贤并没有走那两步, 对此我并不会感到意外,应该惊奇的是不少科学发现仍然出现在旧中国。[1]” 最近杨振宁博士指出:“ <易经>在中国文化中影响了思维方式，这种影响是现代科学萌芽没有出现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2] ”两个伟大的物理学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 爱因斯坦和杨振宁博士几乎达到了共识,即中国先哲,知识分子缺乏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们过度地迷信上天､君权､提倡道德哲学造成了科学技术在旧中国的落后。相反的,古希腊先贤从亚里士多德起,几乎都把大自然作为观察和研究对象。此外,在文艺复兴运动后,欧洲学者摆脱了对神权的迷信；而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的现代科学的萌芽就从航海和天体观察中产生了。两位物理学大师的观点真是击中要害。因为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严格理论和系统的实验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理论上计算的数值与实验数据一致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只有通过严格的逻辑思维和系统实验的结果，才可以提炼成的正确科学理论。为什么古代的西方先贤和知识分子能用形式逻辑和实验发展科学技术，但中国古圣贤和知识分子就不能呢? 在两个古老文明中所产生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应该从他们极不相同的古代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中去寻根问底。正是那些古代先贤的知识分子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最终导致现代科学的萌芽和发展在欧洲出现。 相反,专制王朝的旧中国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刚刚开始从西方国家和日本引进现代科学技术.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化; 古希腊文化; 现代科学的萌芽; 文艺复兴；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1-0； 中国古老文化的起源:
中国古老文化大约起源于2,500 年前的孔子。
(1-1)。孔子(551-- 479 BC),[3] 作为中国文化的最了不起的代表,出生在东周朝代。他的巨大的思想贡献表现在他所完成的<易经>和<论语>中. <论语>是由孔子的学生所记录的孔子的语录书。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它的主要内容是: ‘人人应该爱人如爱己，正如天地爱人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人应该尊天命，畏天命。否则，自作孽，不可活。” “天地人是三位一体。天地生养人,人应敬畏天地”。因此,所有的人,从国王到官员到百姓只能敬畏和祭拜天地，天地自然就不能成为被人们研究的对象。孔子还教导: “人要畏天命,畏圣人之言”，“不怨天尤人，不能怨恨上天对人的惩罚，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百姓要服从君王 (天子)，官吏, 因为国王是上天的儿子, 官员是百姓的父母”。” “君王要为政以德，官吏要忠君爱民，百姓不能犯上作乱”。总之，孔子以‘仁’为中心思想给各种地位的人制定了思想和行为不可逾越的纲常准则。孔子制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制，和以后的‘三纲五常’，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等，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保持封建社会的稳定起了重大的作用。旧中国社会在1949 年之前，每个家庭的正厅中央墙壁上，必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供全家常年祭拜。结果，所有人特别是古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被对上天,君王和孔子的教条“三位一体”的迷信所禁锢，从而使现代科学萌芽所需要的逻辑思维和对自然界的探索无法成为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追求对象。
(1-2)。约在孔子时代, 还有其它的伟大哲学家, 老子(大约571 – 471BC), 他成了道教的始祖.[4] 他的思想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主张‘清心寡欲’和‘与世无争’。因而,如果某些人不满意现状,他们也许可以隐居住在深山老林而与世隔绝，终老一生。大概那时由于人口稀少有许多深山老林可供人们隐居以逃脱现实。他崇尚古老原始社会，颂扬‘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反对社会进步，认为：‘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智慧出，有大伪。’另一方面, 他认为一位好的君王应 “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他教导说: “无为而无不为”。
大约在 孔子死后100 多年，他的追随者孟子(大约372-289 BC)[5] 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孟子除了提倡‘仁义’之外,还特别强调了‘义’的重要性，提倡‘重义轻利’。强调知识分子们要有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总之，孔孟之道就是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整套的为人处事处世和为官之道，这使旧中国的学者一生只追求做官，鄙视农工商和科学。
大约公元200年，佛教 [6]开始在古老中国传播。在伦理上佛 (566 - 486 之间BC) 与孔子的教导没有其他巨大区别。佛教导说：‘勿作恶。栽善根。净化自己的灵魂。’佛教与孔子和道教最重要的不同，是宣扬‘因果报应和轮廻转世’，‘死后灵魂能去天堂或地狱’和‘为修来世而信佛’。约在公元230 – 630年之间，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大约有400 年的连年不断的战争大灾难。人民的生活遭受长期而深重的战乱痛苦。罪恶不能受到适当的惩罚。人们相信佛的保佑，自己能有更好的来世，从而提高个人生活的信心，和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所有上述教条和信念之所以能广泛被传播，因为它们符合当时社会和人的灵魂的需要。但是，人的科学思维和行为无法从封建伦理和迷信中产生。因为封建伦理和迷信是远离理性和逻辑思维的。所有古圣贤都共同地宣扬; ‘人人应该行善’, 人人应该服从自然和上天（彿）的意志’,‘人人都应该清心寡欲，行善去恶’。结果，在10 世纪宋朝建立后, 孔子教条，老子和佛教三者被结合在一起，成为儒释道的 “三位一体”, 之后就成为中国古老文化的主流，规范着全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行为。
(1-3)。在孔子时代，东周王朝已大大地衰落了，诸侯们在天子的名义下实际上统治自己的领域和百姓。那时是一个社会的转型期,当时正值奴隶制解体而向新兴的封建制度转变，农业生产正逐渐变为主要产业，那时人口稀少，各个诸侯国都有过剩的土地，而缺少人口，劳动力和谋士。于是，各种学者和有技艺的平民都可自由地出入各个诸侯国，而各诸侯国几乎是完全的独立王国，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方式方法统治其臣民。那时还没有一个诸侯强大到足以灭亡东周王朝而统一中原，各个诸侯国只是为争夺霸权而频繁发动战争。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济繁荣而文化上百花齐放的‘开放和自由’的时代。于是,各种学说学派蓬勃发展出来了。那时，一个政治家或军事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或可成为诸侯的座上宾，可以周游许多国，向诸侯们兜售自己的政治或军事主张，以便得到某一诸侯的采纳后，作为按照自己的理念或方畧而治国安民的大臣。
在孔子时代，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江河流域附近的大平原上。那里气候温暖雨量充分，较适宜于农业发展。除非发生了大的洪水或旱灾而又有诸侯的暴虐统治，老百姓均能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气候四季的循环变化通常并非难以预测。因此，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的风险比靠海洋生活的人们要小得多。因而人们也就会缺乏冒险精神，听天由命。结果, 知识分子和学者也就无心探索自然和科学, 只求做官，根本无心为改善和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奋斗。而老百姓的唯一愿望是祈求天意以行好运，求发财，求丰收，求有一个包青天。因此，中国古代的圣贤们不探索自然，而只想‘修齐治平’，建功立业立言。孔子思想的产生和广泛持久的转播，是符合封建王朝政治需要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需要的，特别有利于在中国大陆维持一个大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结果是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的圣贤和知识分子都满足于在封建王朝统治下的小农生产，读书做官，而对自然科学不屑一顾。只有那些对统治者有利的技术才得到发展。比如, 用于战争的火药与刀箭, 用于官文的印刷和造纸，用于防治病伤的中医药，和皇帝所需的天文星象等。
(1-4)。自从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 2000多年来, 大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免遭地方小朝廷频繁的战乱，是符合农业生产的需要的，也是较符合广大民众安居乐业的需要的。因此大统一一直是人心所向。加之,在广大的平原上各处都是易攻难守，难以形成像古代欧洲那样的长期城邦式的独立王国。因此,一旦统一破裂分为若干独立小王朝时,为统一而发动战争是必然的趋势。正如南北朝时一样,老百姓只能过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对老百姓来说,统一总比内战的日子好过些。这也正是老百姓宁可忍受元清外族王朝统治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历来的封建王朝都是从战争中打出来的,甚至在其家族内部也不可能实行民主,因为民主必然导致王室内乱或内战。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导致中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法典、法律、契约、诉讼争辩，和面对面的平等争论等民主所需要的东西。因而就不需要精确的语言和严格的逻辑思维。这就使得古代中国圣贤和知识分子缺乏探索自然科学的理性思维能力，而只发扬诗词之类的形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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