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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三章6


   
   
   
   

   (159)
   
   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为血缘氏族,后来发展为宗族国家、国家联盟、一统天下。
   
   欧洲社会的基本单位为村社与地区,后来发展为民族国家、国家联盟、联合国组织。
   
   现在世界正以“主权国家”这一单位向前发展,不过各个主权国家正在合流,甚至中国与欧洲也是如此。我们因势利导,终究可在国家基础上建立国家联盟甚至世界政府。
   
   (160)
   
   为了让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得到活力及优势,中国要“对内让步”,为此要认真考虑下几项:
   
   1、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的开禁;
   
   2、正常社会生活的逐步恢复;
   
   3、各种高级文化的日益复苏;
   
   4、经济结构的民间化;
   
   5、政治结构的宪政化;
   
   6、保护宗教的社会价值及文化功能。
   
   (161)
   
   孙叔通说汉高祖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一语道破了儒的本质,在于建立文明的秩序。不过他紧接着说的一句话却把儒生们奴化了:“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这大约开启了帝国时代儒生的仕途,直到曾国藩、康有为之流。其实这只是儒术而非儒学,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为霸术。
   
   儒学加上霸术可以接近王道,单凭儒术,不足以定国。王道还有儒学与霸术未有之贵质:仁慈。那是从一个伟大的人格派生出来的。时转运来,世界发展至今,危机深重……新儒学、新霸术、新王道,其兴乎。
   
   (162)
   
   国家的利益应高于一切,党派的利益包括凌驾于国家。“国家高于国王”这个促使欧洲进步的原则,也应该成为第三中国的行动指南。“国家高于国王”是一切现代国家的灵魂,这样的灵魂使得国家可以为全体国民服务,以便调动全体国民来为国效劳,而不仅仅使全体公民得到利益均占。
   
   至于说到“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那在目前还只是空话,除非全人类面对一个共同的可怕敌人,“人类”就没有共同利益可言。人从人那里可以抢到的,远远多于从别处可以抢到的。显然,一个国家内部的居民之所以有共同利益的存在,是由于有其他敌对国家的存在。因此我说“国家利益应高于一切”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如果这个国家的权力扩展到了全人类头上,那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那“国家高于一切”就等于是“全人类高于一切”了。
   
   由此可见,为了人类的利益虽然可以主张“真命天子高于一切”,但天子终究不能高于他自己的使命,如促进天下的和谐。天子──文化的创造者,他不能参加人类集团,他只能利用人间的斗争,实现他统一世界的天命。天子不能成为某种狂热信仰的牺牲品;他要人类服从秩序以促进世界和平。人民对天子的崇拜应是毫无保留的,但天子切不可陷于自我崇拜之中,他应该遵循更高的法则。谁要是忘记了上面这些真言,就请看看秦王政家族的可悲终局吧。
   
   (163)
   
   秦以后“帝国时代”的帝室们何其愚哉!他们是在域内搞分封,而不是像周武王那样在域外的蛮夷之地进行分封。国内分封,只会造成国内不睦与外藩不亲。辩护者也许会说,这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了:一是由于中国的地理因素使然,二是由于当时的交通无法胜任远距离的殖民。但这两个因素其实彼此相关,例如俄国的哥萨克与美国的牛仔,都是仰仗火器的使用,才能向东方与西方前进的。但是在我看来,还是有一个制度性的考虑被人忽略了:汉朝在朝鲜、越南这些新近归附的地方,也是推行郡县制而非分封制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汉武帝不在国内推行“推恩法”,而是向国外发展其殖民活动,那么世界的格局可能会有所不同了。
   
   (164)
   
   可以说,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向这个民族的灵魂所提出的真正难题是:怎样既不扼杀民族的内在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就鼓励了外来侵略的威胁和内部分离的叛乱。很遗憾,不仅宋元明清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现代中国甚至根本忘了这个传统的悬而未决的“中国难题”了!其结果,元明清的武夫们只是以扼杀民族生机的方法来维持秩序的,所以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它们就陷入软弱的地位、劣败的局势,岂不哀哉。现代中国的理想家和蓝图画家们则企图把这个关乎民族命脉的大文化问题简化为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政治制度”的问题。以此思想之纽企图接合万有之实,徒令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都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始,以形形色色的结局宣告失败了。联邦制的鼓吹者也不免此厄。
   
   但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但没有消失,它还融和了一个新的、“现代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了。──有谁能并此二难于一役?也许,这一切设想现在已成为过去。人类的各种工具在过去数百年间已变得格外强大了。以致历史上的障碍已不成其为现时代的障碍了。不仅如此,历史的进程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机会。不。其实不是机会而是一种需要。要我们去满足、去回答这历史的需要。这历史的需要是什么?是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
   
   (165)
   
   中国之所以令人一再失望,还是因为人们用一种根本不适于它的标准去衡量着它──从欧洲世界传来的“民族国家”的观念。
   
   其实,(一)帝国时代的中国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的“民族”(Nation),而是由一大群浑浑噩噩的盲流和钉子户混杂而成的乌合之众(“黔首”)。中国民族溃散、消匿了,散居在这里的群众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其中分散的精华召唤出来,聚合成一新民族。(二)现存的中国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国家(State),而仅只是盘踞在上述无知觉群众头上的“政权”而已。辽、金、元、清等外来政权以及“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及其孵化出来的中共中央”,皆此类也。
   
   (166)
   
   多党代议制不能整合苏联,亦不能在可以预测的未来(如五十年以内)整合中国。因为议会民主对于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灾难(而不仅是“政治危机”、“道德信仰危机”、“社会制度与文化结构的危机”)的中国来说,是过于奢侈的东西。共产党俄国将被民族自决所分裂,共产党中国将被开化过程所粉碎。
   
   当然,东欧小国和古巴、北韩、越南之类的小邦,仿行欧洲式的(或南朝韩式的)体制,在战略和技术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中、俄这两个内陆心脏地带的巨大帝国若不放弃集权体制,其周边的附庸又如何走到多元的地方呢?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俄这两个内陆心脏地带的巨大帝国,最多演化为“开明专制的精英政治”。
   
   (167)
   
   民主政治,只能从开明专制或贵族政体(尤其是从后者)演化而来;而从无一个先例显示,它可以从极权政治的腐败状态中产生。所以,俄国革命必不可免地要失败,以便让位给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一种大规模的、长期的雅各宾专政。而中国国民党的“相对于共产党的开明”,始终是和涣散无力互为表里的。
   
   (168)
   
   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三个相关问题:
   
   1、肃清汉奸思想,复兴中国本位,驱逐以苏联文化为宗的奴隶主义,驱逐“认欧洲偶像为祖”的叛国思想。
   
   2、中国如果再像七十年前(1921年)宗法苏俄思想那样去宗法美国思想,就会重蹈历史的覆辙,而再次无法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
   
   3、既反对极权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并不计较这些方法上的区分,而是要站立在民族自豪感上!中国再也不要重入任何一种“××国际”的陷阱,哪怕是“民主自由人权国际”的陷阱!要知道,那不过是一种“新式的共产国际”,其目的是要中国永远居于从属地位。
   
   (169)
   
   读《佛学词典》颇有一点感慨之意。任何学说包括任何宗教学说甚至包括任何人间事物的衰落及沦丧,都是由于体系太大及其造成的“僵化”,体系太大造成了“僵化”,而僵化就不能适应变化与新的需要。所以苏联和共产党阵营诚然体系庞大,但僵化已经使得它们无法有效运转。
   
   当然,一切学说(包括马列毛)及人间事物(包括苏联及其卫星国、“人民共和国体系”)都必然僵化与衰落。究其原因,是因为受到一个衰落要素──“历史因素”──的影响。这个致命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积累,终致扼杀了一切生机,导致“阴霾”的统治,于是一切学说及人间事物的生命周期就走到尽头了。这是可以从生命现象得到具体启示的!历史因素的沉着就像“皱纹”、“纤维质”、“老人斑”、“老人党”,是机能退化的体现,是不可避免的生命现象。
   
   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以生物学原则”来研究一切学说及人间事物的命运。“历史因素是不可逃避的劫数”: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每隔一个周期就会有战乱及革命爆发的原因所在,因为积累沉淀的社会渣滓(“人渣”)太多,必须清理完毕才能继续前进。
   
   (170)
   
   在“冲刷历史因素积累沉淀的必须”面前,再大的革命者也只能随其波而逐其流,因为一切力挽狂澜的努力最后都是注定失败的:“你可以多活几年,但不可能活到永远。”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悲剧,却都是充满讽刺意味的,因为高贵的心灵总是过于仁慈、企图力挽狂澜。但我们需要记住:高贵的心灵,往往也是过时的心灵!
   
   命运说:“历史因素”每隔一个周期,就会通过革命或战乱等“社会力量的巨大重构”而被淘汰掉一部分。这也被叫做“洗牌”,然而这些被洗掉的牌、这些被淘汰的历史因素,并未在历史上消逝掉,它们还可以通过隐性的遗传,传递给以后的过程。正因为有“历史因素”的存在,所以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死灰复燃”的奥秘现象。正因为历史因素具有这种死灰复燃的特质,历史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言,都是“具有连续性”的。同样,正因为历史因素的沉淀会导致战乱及革命,历史也才可能在万变不离其宗的运行中,出现新的意义及新的形式。
   
   综观之,我们可以说,历史因素本身既是压抑生命力的、阻碍生命体现其自我的;也能够刺激生命力、使生命力自我体现的冲动潜力得以充分发挥。历史上无数的事件证明以上两点:1、传统的力量往往阻碍创造精神;而最伟大的创造精神也被迫是从传统中汲取灵感的。2、一个生命体难以凭借自己的生命冲动创造许多东西:他必须借助于历史因素就像借助于梯子一样。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历史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不纯然是消极的,它完全可以得到“积极转化”的。例如“抽象继承”就可以达到积极转化的效果。更何况,若无历史因素的作用,则历史本身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串,不复有任何延续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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