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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七章2

   (376)
   
   “必要的恐怖”和“正确的方向”综合,可以构成从爱情到政治的所有行为动力。甚至连哲学的思考、宗教的冥想,也得力于此一综合。
   
   恐怖是强烈的动机,正确的方向则提供了胜利的保证和使动力持续化的后继。


   一位成熟的、羽毛丰满的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是不受任何
   意识形态
   组织系统
   战略构想
   战术法则
   ──的支配的。
   
   相反,他是这一切有形后边的无形,他是天意。
   
   (377)
   
   人格角色与政治运动之间的“阶段性的适应关系”:
   
   1、伟大的导师──宣传阶段
   
   2、伟大的领袖──组织阶段
   
   3、伟大的统帅──战略阶段
   
   4、伟大的舵手──战术阶段
   
   但实际上,人格角色被承认的过程却正好相反:
   
   1、战术阶段的胜利,一步步确认了统帅身份;
   
   2、战略阶段的胜利,一步步建立了领袖地位;
   
   3、领袖权威,是通向现代导师的必由之路。
   
   4、难怪现代人的思想这么贫乏,因为导师们全是侏儒。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导师,追认的权威;其实质,是“机会主义的舵手”、“不择手段的统帅”。
   
   (378)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现代汉语中酒鬼般的完满权威:仅是精神上的导师是不够的,如果不是组织的领袖,那么人们将说,“你启示完了没有?完了?那么现在,让我来领导!”这个民族没有真的信仰,而只承认权势。因此,仅是精神的导师兼为组织的领袖是不够的,如果不是面对一个身披戎装的山大王,人们将说,“你的错误是不会下山摘桃子,而我们却干渴之极,无法忍耐了。”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为什么输了?因为他不会摘桃子。而惟有那能窃取胜利之桃的毛润之才算赢了,并因此把精神的导师、组织的领袖、战略的统帅等所有高大的帽子全都戴在自己头上,这还不够──他还要拥有一个“随心所欲驶向任何地方的权力”──“舵手”不仅是战略方向的立法者,而且是战术手段的操弄者,他的心血来潮可把最有献身精神的人,驱使到最危险的绝境。
   
   (379)
   
   就中国的情势而言,只有民主才能保证民主。即,只有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伪装成人民公仆的窃贼,才能担保人民的主权。不敢担当主人之义务的,何足语于治国?这是我们的毕生奋斗之所悟:他必须具有看破红尘的觉悟,他必须藐视自己手中的权力,他才能够恰当地运用权力,把社会带入宪政状态。
   
   (380)
   
   历史并不是法医的解剖学。历史把阴谋和爱情、疾病和药物、时尚和决斗……统统扫入了废弃筒。人们很快就忘掉了谣言、龃龉、争风吃醋、无病呻吟或苦痛的哀嚎──留下的只是惊人的业绩和英雄的传说。
   
   (381)
   
   战略是弱者的朋友。如果具有无限强大的力量,那么任何战略都是多余的;因为战略的设计只为弥补力量之不足。“当初进攻罗马的汉尼拔要是多有二十头大象,就可以完全改变他的战略并获得完全的成功。”
   
   (382)
   
   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革命”,而是“一个自然过程”。因为中国的症结不仅在于政治危机、制度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而且是更为根本性的生态危机……不论欧洲意义的“Revolutio”,还是中国意义的“革命”,其具体进程都是理性指导下的努力,这些努力都无法胜任“生态使命”。惟有圣人,才能胜任中国的生态使命。为什么?因为,“圣人出而黄河清”:澄清黄河,就是恢复生态。其基本内容,其实是通过死亡与荒芜
   使得开发过度的大地,重获生机。
   
   看看中国历史经验,每个王朝末日,也大都是先发生“一个自然过程”,尔后奉天承运者才起而“革命”,即建立新天命以鼎革旧秩序,从而结束了这一可怕的自然过程。
   
   (383)
   
   我必须欺骗自己说,现在统治在中国的,是中国自己的产物,而不是欧洲包括被欧洲人称为“东方”的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和基于对这传统的反抗的布尔什维主义……我才能克制反对它的冲动。然而,我无法为此而欺骗自己。谁能帮助我?谁能欺骗或至少麻痹一下我的大脑?让我活得坦然一些。
   
   (384)
   
   人生的一大谋略,是“造成既定事实”。这不仅针对外部,也针对自己。空想不如实干,一万个规划也不如率先迈出的一步。这一步就是造成一个事实。为了对得起它,你就必须接着走下去,完成未了之业。于是,你就有了一项比意志更强的强项──形势。所以俗话说:“要想看到一些事情发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动手。”而华人却最不懂得这一点,老是希望别人去干,自己当一个观众。更为恶劣的是,让别人去送死,自己好收取门票……所以中国的事情永难进步。
   
   “造成既定事实”这一谋略不仅对实干家有用,对思想家也有用──及时写下你的所思,你就不会从思想的前沿上后退了。因为,你得对得起曾经企及的思想高度。为了不让以前的努力白费,有一天你就得硬着头皮发表这些对自己并不有利的东西,于是,你就成了一个天命的代言人,一个历史的传声筒,一个为了思考而思考而不是为了金币而思考的人。
   
   (385)
   
   在中国,“人是唯一的原则”。坚持正确的原则,就是坚定不移地跟着被以为正确的人走。对此的最彻底的表达,体现在一句众所周知的成语中:“成者王侯,败者贼寇。”
   
   (386)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对欧洲文明及其文化本身进行抗争的力量,也许是五百年来首屈一指的:它不仅针对欧洲的政治与思想进行抗争,有如苏俄;也不限于对欧洲的军事与经济进行抗争,有如日本。但这伊斯兰也并非奇迹。要知道,伊斯兰世界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与基督教世界保持过一千五百年持续接触的活宝!而且,伊斯兰的起源本身就可以归结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影响!包括正的与负的。因此在根本上,伊斯兰教对欧洲文明的免疫力无疑要大于中国、印度以及美洲、非洲、澳洲的土著。
   
   (387)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哪一个组合更好?
   
   (388)
   
   没有帝王观念的儒学,仿佛被砍去了头颅。
   
   没有帝王观念的儒学复兴,仿佛是无头尸体的舞蹈。
   
   如果说这死亡之舞有其最低限度的意义,那么也只能是:从现代废墟中,引导人们进入一座新宫殿、新王国。
   
   下一代人对此所能作出的选择仅仅是:
   
   1、中止这骇人听闻的无头之舞。
   
   2、给它移植上一颗鲜活的新头。
   
   前一个选择将使我们再入废墟;后一个选择将要求巨大的创造力。两难。
   
   但我们选择了“2”(给它移植上一颗鲜活的新头),而非“1”(中止这骇人听闻的无头之舞)。因为后者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只是文革一类的破坏性闹剧。
   
   (389)
   
   为什么那些“穷国”、“不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要到巴黎、日内瓦以及美国的某些名城召开?
   
   如果说,这些首脑麇集在富国和发达社会的消费中心开会,第一动机是为了穷奢极欲地消费,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比这穷国会议更能显示人的贪婪性的事情了。
   
   如果说,这种奇怪的会址选择的第一动机是为了吸引欧洲舆论的注意,那么,世界上就没有比这更无希望的“发奋图强”了。他们不仅不自救,而且,还规规矩矩在欧洲秩序的框架以内活动──这种治标而不治本的隔靴搔痒,除了隔靴搔痒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390)
   
   如果把历史分成“有上帝的时代”与“无上帝的时代”……那么现代中国就是还在“无上帝的时代”里苦苦煎熬……直到煎熬出一个上帝来,直到一个上帝来,一举结束了这类大苦大涩的煎熬。
   
   按照理性主义的说法,无上帝的时代也就是无道德的时代,或道德体系崩溃中的时代。虽然淫乱放纵的时代也总还是有一点道德残余的,但有上帝的时代才能重建道德的体系。所以,现代世界虽然供奉着三大宗教的成千上万的观念偶像,以及其他大宗小宗内孔外孔的无数牛毛,却称不上“一个有上帝的时代”。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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