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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六章2

(326)
   
   中国的统一只能建立在君主制的宪政基础上。
   
   (327)

   
   1982年3月6日,我曾经用一段对话体文字,来叙述我那时对于“中国统一”的看法。全文如下:
   
   [楚魂代表“过去”,秦人代表“未来”,他们在“荒芜的现代中国”相遇,忍不住参加了关于第三中国政治前途的对策谈话。]
   
   秦人:中国的统一只能建立在君主制的宪政基础上。
   
   楚魂:把“中国的统一”与“君主立宪制”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些牵强。根据我们的常识,这两个问题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把“中国的统一”与“君主立宪制”联系在一起,会使人怀疑立论者的动机,似乎他不是标新立异、希图一鸣惊人,就是抱有不可救药的偏见、复古成癖。
   
   秦人:你这样过早下结论,不也是在固执于某种“真理”?你的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通病,来自官方教科书的规定,千篇一律,强求一致,结果造成心理瘟疫,不同程度地感染了许多现代中国人。既然我们要认真讨论问题,起码要能在主观上把这种瘟疫造成的感染,降低到最低限度。思想上的讨论、驳辩乃至格斗、厮杀──不是为了分裂这个世界、炸碎这片社会,而是为了在更健全更有利的基础上综合这个破碎的世界、弥合现代中国这片残缺不全的社会。所以一切理论上的高峰应该是超越性的、启发性的,例如原创性的《论语》;而不该是局限性的、镇压性的,例如东施效颦的《毛语录》。这样,社会发展才会多一些回旋的余地,使自己的社会基础变得广泛一些,也更富于建设性的潜质。
   
   楚魂:请具体讲一讲。
   
   秦人:这就是说,要把问题追溯得远一点,要把问题牵扯得广一点──才能弄清一个问题的全貌、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讨论”在本质上是思想的厮杀──只能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进行,一次一次的胜负解决。您不反对这么“烦琐”吧?
   
   楚魂:悉听尊便。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口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因为在普通人眼里,语言和道理是世界上无用的东西里面最无用的东西。
   
   秦人:诚然,口才不能改变世界;但世界要想变得好一点,却不得不通过思想的表达。语言和道理也许无法独立发挥作用,但是有用的东西却需要语言和道理加以确认,甚至是从语言和道理中间生长起来的。
   
   就拿您刚才说的“中国的统一”与“君主立宪制”这两个问题之间“既缺乏内在的联系,更缺乏因果关系”来说吧:经过一番细致深入的探讨,你就会发现自己确实错了──因为在“中国的统一”与“君主立宪制”之间,确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即使不用“因果关系”一词来概括这种联系的话。
   
   楚魂:我想要看你怎样收起如此撒下的“漫天大网”;但愿不要捕捞起一堆封建的垃圾才好!
   
   秦人:好的,谢谢您的祝愿。起码,我信你敢于面对新鲜真理的性格;否则,我也不会和你讨论这些相当冒险的东西了。
   
   现在,我们先来“正名”,澄清定义不同所造成的混乱及误解。比方说,“中国的统一”这个概念吧,“中国”是什么?“统一”又是什么呢?
   
   楚魂:“中国”吗?……不就是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十亿人民吗?
   
   秦人:其实,这个问题挺复杂。您刚才说的,只是现在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现有版图和居住在这版图中的人口数字。而“中国”一词,应该有远为丰富的内容。比方说,历史上的中国,算不算在“中国”里呢?
   
   楚魂:你看呢?既然你在“正名”,你就下定义吧。
   
   秦人:一般认为应该算的,我也同意这一点。比方说,“中国文化”就不能仅指现代流行于中国的一些半成品和流产货;更多的场合它包括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有时它还暗示着未来的中国文化。对于这些问题,宁可考虑得细腻一点儿。
   
   楚魂:就算这样吧。
   
   秦人:再如“统一”一词,成堆的历史学家都众口一词地说:“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你看这种结论是否有点儿太性急了?甚至有点儿草率?
   
   楚魂:我好像并不觉得。秦始皇不是扫灭了六国吗?不是做到“书同文,车同轨”甚至“行同伦”了吗?
   
   秦人:这说明您的历史眼光还是比较局促的。事实上,秦始皇并未完成同化各国的“统一运动”,完全融合各个主权国家的统一运动,后来是由汉武帝完成的。秦始皇帝尸骨未寒,中国大地就狼烟四起,分裂状况立即表面化了。经过六国的复国战争、楚汉争霸、汉高祖和惠、文、景四代的重新酝酿,到汉武帝才实现了名实相符的“统一”。
   
   楚魂:照你的逻辑,汉武帝也没能完成统一?因为后来又是王莽和绿林;又是黄巾和董卓──最后还来个“三分天下”:汉武帝的“统一”不也是个画饼充饥吗?
   
   秦人:不然。你的历史眼光不该这么局促的。在历史中,“过去”、“现在”、“未来”,总在变动中,总在不断重新界定中。正是在这三者的交相摩擦中──新历史就成形了。因此一个健全的“现在”不可能建立在排斥“过去”的基础上;一个健全的“未来”也不建立在排斥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上。排斥不仅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而且排斥还会从反面加剧即将来到的过程。如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全面专政的残酷性,加剧了邓小平的“重新补课”、原始积累的残酷性,秦始皇的非古主义加剧了汉武帝的复古主义。毛泽东和秦始皇尽管在空间上表现得霸道和强力,但在时间面前却是侏儒,尤其是毛,对任何改变都充满恐惧。我想他们晚年都是严重的忧郁症患者,甚至是精神病人,所以他们的言行充满了妄想狂症状:秦始皇要长生不老,毛泽东要斗私批修。当然,这也是一切巨变发生时代的通病。
   
   至于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区别所在就有所不同了。
   
   秦始皇对“过去”采取一种极端排斥的态度;在政治上就是一种政策了。虽然秦始皇采用了古代的“皇”“帝”称号,但他并不是在复古,而只是为了强调他的绝对权力。秦始皇缺乏一种融合“现在”和“过去”的建设性方针。他似乎不懂,无论怎么说,“现在”只是“过去”的延续。相反,他用屠杀政策加深了“现在”与“过去”的裂痕,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弄得天下断裂,不可收拾。
   
   汉武帝在这一点上比他高明了。作为一个人而言,刘彻也许不及嬴政具有开创性质;但作为一个负有责任的政治主脑来说──他就更加成熟了。其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消除了“过去”和“现在”在形式上的深刻对立;将之融汇在不可阻挡的“未来”中,而没有坚持那些坚持不了的“未来”。刘彻于是成为中国历史的常规;不像嬴政始终困在“过去”与“现在”的夹击之中,最后遭到“未来”的车裂。而代替他实际承受车裂刑罚的,就是那个和他一起狼狈为奸的佞臣李斯。
   
   楚魂:你的宏论颇有诗意。但是请问:秦王若不力斥“过去”,怎能开创历史呢?要知道,秦王不仅是个帝王,还是革命者。他的曲折身世具有空前绝后的戏剧性,就像罗马起源于狼崽一样,仿佛喝狼奶长大的人方能统治世界。如此不凡的始皇帝命运,怎能不在历史力量的夹击中惨遭“车裂之刑”?罗马的凯撒也与此类似,被刺杀在神坛之下。可这又算得什么呢?这些人格的力量所创造的怵目惊心的历史转折作用,如何抹煞?
   
   秦人:没有人试图抹煞这些……我的意思只是说,秦始皇未能真正完成中国的统一。真正的统一必须具备两个要素:
   
   首先它必须是社会生活上的统一。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过于脆弱而不可靠;充其量只是它的前奏和准备而已。亚历山大“统一过欧亚非三角地带”吗?铁木真“统一过欧亚大陆”吗?希特勒“统一过欧洲”吗?──并没有。他们只是“征服过”而已。你总不能说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是“欧洲共同体”的先驱吧?
   
   其次,它必须是历史发展上的统一。它是“集大成”的、“中庸之道”的;而不以“反传统”、“反潮流”的病容来贻笑大方。作为一个健康而生气勃勃的未来象征,它不会耗金亿万,举行一个“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幽灵仪式、共党宣言。而圆满而成熟的文治武功,才能子孙满堂,在未来之雾中托出金色的创造!
   
   可是嬴政只完成了军事上的征服、政治上的兼并;没能做到文化上的整合。只是“海内一”;未曾“古今一”。只有刘彻通过系统伪造的历史工程和计划定做的政治乔装:成就了“古今一”的大业。其双管齐下给未来世界塑造了一个坚硬的模式,就像罗马的奥古斯都一样。这实际上造成了“天下一统”而不是所谓“中国统一”。
   
   楚魂:我觉得你似乎有点儿离题千里了。
   
   秦人:离题是为了回到本题。思路和视野总不能过于狭窄才好。下面给“君主制”下个定义好不好?依你看,“君主制”的含义是什么?
   
   楚魂:“君主制”吗?无非就是君主当政的制度了。
   
   秦人:其实,这种提法过于含混了。因该说,君主制本来是“主权在君”的制度。但实际上,各种“制度”纸面上的定义和实际上的形态之间往往相去甚远。例如我们倡导的“君主立宪制度”其实已经不是“主权在君”的了,但它又和“主权在民”的人民主权论不同,应该说是一种中庸的、混合型的制度。
   
   楚魂:即使以粗疏的眼光来鸟瞰一下历史上的“君主制”,少说也有十几种不同的形态。
   
   秦人:其实各种“制度”内部都是如此。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时代的实际形态,其差异并不小于同时代的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例如探讨一下君主制的历史变动,就可以看出欧洲是比较突出的,因为这个地方变化较快。它的发展容易被观察到。
   
   罗马帝国解体后,十一世纪以前的君主制由一种蛮族酋长与暴君制度的混合体构成(第一种)。十一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由那些“根据习俗而统治”的国王来体现(第二种)。文艺复兴后,以巴罗克时期为顶点,专制君主诞生了(第三种)。他们更多地不是凭借习俗,而是凭借自己的意志进行统治。英国革命后,尤其是法国革命后──立宪君主制日益取代了专制君主制,成为欧洲政治的主流(第四种)。因为专制君主制对于一个要求多方面发展而非单方面发展的民族,显然是种桎梏。以上是“后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史”的四种君主制:
   
   第一种:蛮族酋长与暴君制度的混合体构成。
   
   第二种:根据习俗而统治的国王。
   
   第三种:专制君主。
   
   第四种:立宪君主制。
   
   中国的君主制度与欧洲有着天壤之别。在欧洲,专制君主只是一个短短时代的变奏;而在中国,专制君主却是两千二百年间的历史主流。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发展到这样“完满圆熟”的境地:专制帝王的人身死亡对这制度的继续运转几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在欧洲,专制君主作为一种制度,从未像在中国这么强大、稳固、天经地义。这是首先因为,欧洲政治体系是一个支离破碎地形上的产物,其次因为,专制君主制度在欧洲还受到了基督教会和自治城市的双重限制。而在中国,专制君主却是在中原板块上形成、扩大的,并且得到一元化倾向的儒家伦理和家长制度的双重支持。可见地缘政治和文化性格,往往决定政治格局和社会制度的潜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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