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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五章6

   (289)
   
   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中国一体化”如何协调起来?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中国地域广阔、部族众多,各地民俗差异极大,如其听之自流,势必构成中国一体化的潜在障碍,无从造就一个民族──中国民族。
   
   而中国若不断然投入一体化的激流──不仅复兴无望、甚至苟延难再。第三中国的黄金时代,有待于一个磅礴的希望之潮和一个坚定的意志之塔。而中国一体化,则是把潮与塔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手段。没有一体化作为“枢纽”──那个意志之塔也不能转捩中国悲惨的近代历史,那个希望之海则不能注入中国丰饶的未来文化……如此一来,中国民族争取彻底解放的千年事业就会半途而废。所以,中国一体化与民间文化,都不可偏废。甚至可以说,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高级文化,反而是上述结合的必然结果。


   
   (290)
   
   彼此悬殊极大的各种民间文化类型,本来是作为“前工业时代的遗迹”而存在的。那时,闭塞的交通状况使得各种“乡土气”特别浓厚的民俗得以保存、发展。现代交通的出现,使这种状况一去不返了。
   
   特别是遭到了较之蒙古化更为严厉“苏联化”的摧残禁锢之后,中国民间文化的现存状况令人寒心。现在中国的民间文化,基本上处于剥落状态甚至是地下状态,而且日益为年轻一代所轻视、忘却。这种现状隐伏着巨大的危险:它使得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缺乏了起码的免疫力,从而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未来变得极不稳定。中国社会的这一特点,与回教社会一比之下就十分显著了。在回教社会那里,传统过于强大固然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障碍;但像中国这样毫无传统意识的民族也是经不起世界风暴之侵袭的。
   
   (291)
   
   中国一体化,承受着一个伟大民族再度登上历史舞台的压力,远远超出区区的“两岸统一”的框架。
   
   中国一体化,与民间文化的保护──不仅不相冲突,反而互补。那是为了一个新的文明诞生,所准备的融合。
   
   民间文化缺位的“中国一体化”,已经在“文革”期间尝试过了,并遭到惨败和全民的唾弃。脱离了民间文化的中国一体化,只能造成荒漠的社会。这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无意义的,从实践上说是注定要破产的。而以牺牲民间文化为代价的中国一体化,表面上是对民间文化低俗势力的反击,其实是这一低俗夸大张扬。这些来自底层的阴暗势力,通过“翻身运动”得以登堂入室,盘居高位,却只会顽固坚持自我中心立场、无补于中国一体化这一现代压力,终遭覆灭。
   
   未来的中国一体化努力,则会更加中庸──它不会放弃民间文化这一武器,更不会笨拙地试图压制它。同样,未来的民间文化,不会无视中国一体化的压力,更不会拒绝投入它的洪流。它们二者必在中国命运的感召下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这样一种新眼光是比较好的:考察中国一体化运动的长远得失,就到它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方面去。看它能否有效利用民间文化的巨大潜能,来促进中国生活的重建。看它能否运用民间文化的默化力,来顺水推舟地促进中国一体化。它将拒绝什么“逆水行船”、“不斗则垮”之类的胡言乱语。它考察某种民间文化类型包括其精神的类型,它研究某些民间文化细节的长远得失,就会着眼于“它与中国一体化的关系”:凡是能强化中国一体化运动的,凡是能相对降低中国一体化运动的代价与牺牲的,就应予特别保护。凡有助第三期中国文明滋生的,就予以特别扶植。
   
   (292)
   
   民间文化,决不等于“民间曲艺”什么的。民间社会及其文化,那是随着中国生机的日益恢复,而开始茁壮生起的新绿,那是作为中国健康状况的指标和象征而出现的。对传统的民间曲艺,可以保护;但对新起的民间文化,则需扶植。重点保护和重点扶植的共同归宿,都是中国的一体化及其必然结果──第三中国的崛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生长。中国终将驱逐苏联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形成一个现代国家。
   
   (293)
   
   说“人民生活状况的演变才是历史的主干”,那也是不恰当的。
   
   首先,它忽略了高级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影响;忽略了这一事实:优秀而独创的个性,可以催化人民生活的状态。
   
   其次,历史的重心不仅在于“延续”,而且在于“更新”,在这种意义上,“创造”应该比“因循”获得更高的优先权。人民生活的改变频率,远远低于高级文化的演变频率。民俗习惯的推陈出新,无论如何也不能与“突出的个性”相提并论。民俗学既然不能与历史学分庭抗礼,更不能代替历史学。
   
   (294)
   
   革命即“鼎革天命”,或曰“天命的转移”。这是需要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来,“予以物质化”的。虽然革命的可能及需要,早已储存在历史的易化之中,但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集团,就不会有这样一个革命。即便古代的帝王也都懂得,要稳固自己的政权,就要寻找“王气”的新源头,并予以“及时的扑灭”!
   
   革命不是单方面的破坏,因此不仅仅是“革除旧物”;革命是一个“两部”曲:它由破坏、毁灭、革除旧物为开端;以创立、建设、定鼎新物为结束。一个成功的革命者,必须完成上述双向的历史任务。后者的完成,较之前者更是考核“一次革命是否成功”的重要关键。它的评价标准是:“议礼、制度、考文”,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完成的第二部曲(创立、建设、定鼎新物)的三个乐章!这是比政治革命更为复杂的文化革命,而不是假借文化革命的政治革命或争权夺利。在此不能善始善终者,诚如毛泽东,其无后乎!
   
   (295)
   
   在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革命者的精神,置中国的命运高于一切!为了中国的全面翻新,即使需要自下而上的颠覆,甚至需要“不惜任何代价”。转型,没有颠覆是不行的。为了中国的复兴,不应逃避任何苦难。也许历史家和小说家会说这是悲剧,但在一个真正的战士眼中只有一种悲剧:那就是民族的沦丧、光荣的堕落。为了避免这唯一的悲剧,可以作出一万种努力。
   
   个人只是历史运动的物质材料,而只有精神上的东西才谈得上什么悲剧不悲剧。所以个人的任何命运都无从称为悲剧,历史不因这些遭遇触动了精神人物的心思,就改变了对于命运的基本观念。
   
   这并非麻木不仁,恰恰相反,我们非常敏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可能知道民族的、整体的命运才构成悲剧与否,因为那才是连台大戏,富于真正的悲剧因素。它碾碎一切个人的片段,最终把私利化为公益,这是它的成功所必需的。
   
   (296)
   
   统治集团必须放弃干涉文化阶层的短浅政策。文化阶层可以放弃政治权力;但必须得到充分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这样,整个社会才可能进入文明状态。没有文化阶层的统治集团,只能是野蛮化的军事集团。
   
   没有文化阶层的今天,也就没有统治集团的明天。没有文化阶层今天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也就没有统治集团明天的政治稳定和长久利益。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犹如一对不可须臾分离的孪生儿,它们的关系是互相关联、生死与共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这两种相对于“军事管制”和“暴力专政”的东西,是文明开化的结果,是结束野蛮的体现。统治集团若想“全面专政”、作威作福、全面剥夺人民的自由,就必须首先消灭文化阶层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因为文化阶层才是“民意”的最终代表。这在党锢之祸里,有着最为清楚的表现。在古代中国这是由士人表现的;在穆斯林世界则由阿訇代言;欧洲的教士和大学则在政教合一的时候常充这一角色。
   
   总之,统治集团妄想垄断一切,则丧失一切──难免落得众叛亲离、“关河空锁祖龙居”的凄凉晚景。“中央文革小组”和“戒严部队指挥部”惨遭清算的命运说明──任何集团像任何个人一样,总是精力有限的,它不可能无限制地掠夺、无限制地树敌。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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