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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余杰出国问题的另一种评论
[按]余杰出国了，海外中文媒体包括一些比较亲共原来尽可能封杀异议人士声音的媒体，纷纷大幅报道，刘派花瓶民运方面，当然一致给余杰以赞扬性评论，相反，中共官方媒体，则罕见地发表一些批评性评论。这是其他异议人士出国时，没有的待遇，超过历来唱双簧造势的规模。这些方面的大量报道，读者很容易读到，无须我们汇编报道。但这同时，也有一些人士对余杰发表了怀疑性，警惕性评论。这些评论，媒体不报道，读者很难读到。所以，这里汇编一部分这样的怀疑性警惕性评论，而不管这些评论是否正确，目的在于让读者对这个问题有个不同意见的参考和比较全面地了解。
——网路文摘编者2012-1-20日
目录
余杰骂杨佳法西斯的原文，希望余杰给个交代
天理：余杰终于走了
天理：余胖子在恐吓谁？
天理：“胯下之辱”与“软骨头”
遇罗锦：西方的睁眼瞎
关于余杰来，美三妹与网友的通信
茉莉：余杰为什么要透露王力雄夫妇正计划离开中国？
关于余杰演戏三妹给网友的信
三妹：余杰演戏的故事
遇罗锦对三妹信的补充
中华评述的评论
余杰骂杨佳法西斯的原文，希望余杰给个交代：
余杰：莫将罪犯当英雄（摘原文后半部分）
今天的中国，是非善恶的判断日渐模糊。杨佳刺杀警察案件是一标志性的事件，当杀人者被某些自以为大义凛然的作家、学者和律师誉为大侠和英雄并得到一定的民意支持的时候，一个“前法西斯时代”的“民意场”正在迅速形成。当局不按正常的司法程序审判此案，更如同火上浇油，刺激了若干民众挺身而出到法庭外去支持这名“刀客”。而那六名被杨佳残酷杀害的警察及其悲痛欲绝的家属，则少人问津。我们固然要谴责造成杨佳杀人的社会背景——即公权力对普通公民的肆意凌辱与伤害，但这并不意味着便应当为杨佳针对普通警察的杀戮而拍手叫好。另外一起标志性事件是：北京奥运会开幕次日，杭州男子唐永明在鼓楼城楼二楼上持械袭击三名游客，致使一人死亡、二人受伤。行凶之后，唐永明当即跳楼身亡。遇袭的两名死伤者是美国男排现任主教练麦卡琴的岳父母。某些反对奥运会的***人士遂对此事件幸灾乐祸，并试图从唐永明失业工人的身份之中寻求其行凶的合理性。我当然不喜欢奥运会，但我更厌恶此类丧心病狂的杀戮事件。批评共产党和杯葛奥运会，固然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赞同让无辜的受害者成为祭台上的祭品。“不可杀人”是上帝给所有人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诫命。任何理由都不足以改变对杀人行为的实质。希特勒没有杀人的权利，杨佳和唐永明也没有杀人的权利。在此意义上，那些赞美杀人行为的人，与杀人者其实是同一类人。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暴戾之气的泛滥，其原因之一便是知识分子的缺席与沉默。希特勒那直白粗陋、单刀直入的演说，不仅赢得了普通大众的欢心，也让魏玛时期看不到前途的知识分子们如同听到马丁？路德的改教宣言般欢欣鼓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希特勒确实唤醒了一个老是失败而从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民族的新希望。希特勒一生中从未亲手杀人，但他缔造了一种“杀人有理”的制度与文化。但是，幸运的是，虽然希特勒和纳粹党颠覆了魏玛共和国，却未能彻底铲除德国古典主义文明，故而战败后的德国能够以此为“长生不老之药”而获得起死回生；与之相比，缺乏此种古典主义底色的中国，经过毛泽东时代之后人心早已败坏的中国，如果继续走在一条以暴易暴的道路上，如何才能有重生的希望呢？
而今中国的杨佳、唐永明等刑事案件的罪犯，被某些自诩为正义代言人的人士拔高为“反共斗士”，由此看出反对派之中新的精神资源之匮乏与心态之偏激。这种暴民意识与清官幻想互为表里。对此，学者王学泰指出：“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老百姓，从内心里羡慕那些敢于‘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暴民，把其看作是解决社会不公时可供选择的手段。社会舆论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还常常把这些当作‘反抗精神’和‘英雄气概’加以表彰。”
无疑，今天中国的掌权者已然病入膏肓，而多数反对者亦变得与他们反对的对象越来越相似，如同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一般。暴力崇拜吊诡地成为中国朝野双方共享的精神资源，共产党是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倘若反对者希望以煽动暴力来淹没共产党，那么他们与共产党之间的区别究竟何在？
在中国，历史是重复和循环的。鲁迅在《忽然想到》中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其实，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像是明季，这个时代同样流行“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越是旁观者，越是远离中国的流亡者，越喜欢为杀人者叫好。在嗜血之外，又多了一层比杀人者更可恨的怯懦和虚伪。学者赵园在论及明末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若隐若现的暴力倾向时指出：“虽有‘名士风流’点缀其间，有文人以至狂徒式的通脱、放荡不羁，不过‘似’魏晋而已，细细看去，总能由士人的夸张姿态，看出压抑下的紧张，生存的缺少余裕，进而感到戾气的弥漫，政治文化以至社会生活的畸与病。‘苛’，即常为人从道德意义上肯定的不觉其为‘病’的病。”
在今天中国的草根阶层和民间人士当中，此种“畸”、“苛”、“病”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潜意识。打着正义的旗号、唱着道德的高调，为暴力鼓与吹，不正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吗？
今天的霍夫布劳斯啤酒馆又恢复了啤酒馆本来的身份，这里不再有希特勒演说的讲台。整个德国都不再有希特勒的讲台。我喜欢这里无拘无束的气氛，在这里享受包括美酒、美食、音乐与友谊等日常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人们，不会有太大的野心与太多的怨毒。这样的社会方是正常的社会。当我们喝完啤酒、吃完猪肘的时候，啤酒馆里的客人仍然络绎不绝。在今天的德国，产生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社会土壤早已不复存在；而在今天的中国，“未来的希特勒”、“未来的纳粹党”还隐藏在幽暗的街角处——我已然听到他们那低沉的喘息声。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余杰终于走了
文/天理
余杰先生终于走了。一个专门残害维权运动的集团终于土崩瓦解了！一个三番四次用它欺诈其集团得来的地位和影响力加害那些受到严重迫害的维权人士，为极权屠杀维权运动立尽汗马之劳的其集团的接班人余杰先生，终于被当局“鸟尽弓藏”出走国外，值得庆贺！
有位名家叫宋石男的说，“余杰一家今天去往美国，留在身后是长达十年的被迫害：毒打，圈禁，妻儿都受株连……”，天理看到这，真的有点冷笑！余杰被绑架殴打事件，也是由余杰先生自圆其说！傍人休得瞎说！因为，天朝从来不缺少煽情的文字！而且余杰先生无须费力寻找任何的借口，只是“用真话来维权”就是了！
余杰先生既然是《无敌论》的领头人，最好能写出一本余杰先生他受到中共警察羞辱他余杰的细节来，当然最好出一点点的证据，要不，余杰先生祖师爷的“中共人权进步了，很人性化的”美丽，娇媚，妖娆和灿烂的光环下，余杰先生被“剥光”了还给“拷打”这怎么可能的呢！
有人说，“余杰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对他缺乏善意的人们，你们知道吗？他在为我们受难”。说白了，本人从来不相信余杰先生及其集团的人所谓比普通老百姓承受更多的灾难，只不过是他们自以为是最有思想、最有抱负，而不自觉更加夸大自己是某些“东西”而已。谁能说余杰们比那些一辈子在北京上访青丝到白发的访民们承受得更多？
从拒郭事件到余杰先生的《用真话来维权》，从骂杨佳是暴徒那一刻，其集团有没有深刻地忏悔过？天理从来不会认为国保会殴打余杰，有这种想法的网友非常可笑，余杰能出出进进中国数十次，为党国对维权运动的人士做尽了他该做的，哪怕是一点点的，余杰先生及其集团也会赶尽杀绝，希望已经得到“自由”的余杰先生无须费力寻找任何借口了！
傅先生在网上说：“余杰出走美国至少使那些怀疑高智晟律师是否黑头套酷刑的名流汗颜！多人希望我表态＂拒郭＂事件，我认为完全做错了，并且希望将来余杰王怡弟兄能当面向郭飞雄道歉。基督徒应该有勇气认罪悔改”。天理倒希望余杰先生能有菩萨的心肠，在众人面前一展其风采，《用真话来维权》！
说清一下美国拒郭的事，让人们也理解一下你余杰先生的苦衷如何？
高智晟先生没有余杰先生那么幸运，结果高智晟先生被重新收监了，当然，这不是高智晟先生的耻辱，而恰恰相反的是，这是高智晟先生的荣耀，高智晟先生是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虽然高智晟先生没有自由，但是，高智晟先生的精神却依然在激励着不计其数的各界人士为了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而战。
走吧！走吧！虽然去留是个人的选择，但本人不会走！死也得留在国内。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看到某种希望和力量，也将会获得某种源源不断的动力。天理不会嘲笑这些写保证书，或者说要进行什么背书和反省才能出国的人，他们不值得我天理去骂！
乌坎事件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知道：革命才能够促成改良，而无敌论的危害就是要自我灭亡。余杰先生从来没有对他所做过的事情道歉，至少在郭一事上，余杰先生的确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请大家记住！余杰先生当时骂的是危难中、而且还不了嘴的人，天理现在骂的是现在最安全的，可以认错还可以还嘴的余杰。想为余杰先生发飚的朋友，请用文明和逻辑以及事实说服我天理，谢谢！
余胖子在恐吓谁？
文/天理
受当局派遣窜抵美国的余杰，一下飞机就高调扬言，说中共要活埋200个异议人士，网上一群跟风者一齐起哄，大有明天当局就要动手的感觉。本人觉得跟风者们的确真的是可悲可叹，相信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相信一个无诚无信的小人，真的给活埋也活该！
一个誓言旦旦，却摇头摆尾向当局乞求写保证书才能出国的余杰到底是个什么的人？若是当局真的要活埋这200人，那放这余胖子出去岂不是放生这个畜牲？那不是向人们说明余胖子就是他们的一条“针”？当局会愚蠢弱智到这田地？跟风者有一点理智的思惟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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