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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法治中国: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

陈有西:法治中国: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
   
   陈有西:非常荣幸能够到郑州来参加中原论道,对前面三位史学家、思想者也是政治学者,我应该是弟子。所以能够跟他们三位一起参加这样的论坛,我是感到非常的荣幸,同时在座的有我们郑州的很多非常有研究和思考的一些听众,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也是诚惶诚恐,不单单是对我们三位共同的演讲者,如果讲的不到位的地方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为了讲好这个课我做了认真的准备,上午王康老师批评我一心两用,我有时候办案的时候有时是一心三用,同时两三个案子在办,如果不认真搞就可能会做不好,如果再碰到病毒。

   
    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也是比较大,法治中国: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这个我在好几个大学也都说过,所以今天做了认真的准备。听了上午的两位老师以及下午秦教授的演讲,我有一个感受,全国人大这两天正在开会,如果这三位都是全国人大代表多好。
   
    我们现在的人代会里面进行的一个非常激烈的关系到中国13亿按照刚才秦教授讲15亿,我没有统计过,我估计15亿不到一点,14亿肯定是多的,这么多人的基本人权、基本的公民权利这样的一个重大法律关在庙堂里面讨论,但是我们往往没有任何的干预他们的权利。刑诉法的修改第二稿上去了,经过9月份充分的讨论,收到8万多条的意见,光是网上的,当面征求意见还不算,里面有一些很多涉及到每一个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这次二度的草案上去以后我们看了非常失望,秘密逮捕条款、秘密侦查条款原封不动,秘密逮捕条款把逮捕去掉了,一个月零七天的拘留照样有,里面有很多非常落后的内容,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毫无办法。
   
    所以作为一个普通的律师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现在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需要走什么样的路?最近的一个热点问题,可能思想界讨论最多的就是对改良派的这种抱怨,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到底革命还是改良,选择了这两种道路。今天我很欣慰的听了刚才三位专家的演讲,令我非常欣慰。原来我以为中原论道火药味会非常浓,相对来说是民间的论坛,我觉得三位专家讲的都非常的理性。
   
    半个月前我去访问了台湾,一个礼拜前我从东京会来去了宫城县核污染的地方紫苑镇,我去台湾的时候正好是世界人权日,参加了台湾人权博物馆的揭馆仪式,这个人权博物馆是警备司令部的监狱,关押陈水扁、李秀莲这些政治派的地方。但是那天在雨雾蒙蒙中参加揭幕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秀莲,还有一个现领导人萧万长,他们坐到一排凳子上,冒着雨一起为人权博物馆揭幕。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有和解,他们做的非常好,谁也不杀谁,谁也不抱怨谁,这种政治智慧让我非常感动。
   
    当天晚上看电视,正好碰到了陈水扁的儿子和戴假发的立法议员的辩论,一个说它嫖娼,一个说他没头发,争得你死我活,争得非常激烈,在我们中国大陆很多的政治家说你看台湾搞的乱糟糟的,这样的路怎么能走呢?而且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民主选举,台湾走在前面,走出来了。而且他们的警卫监狱我也参观了,民进党上台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纪念馆,现在国民党拿回了政权变成了博物馆,就是当年国民党镇压反动派的地方。
   
    我到日本访问他们协会的会长,去了奇县招海啸的地方,日本也是多灾多难,吃过一个原子弹,然后自己的核电站又爆炸了,那个地方一片荒凉,到处是断壁残桓,我回来以后参加了一些重要的活动,在日本的时候金正日死了,回到国内的时候广东发生乌坎事件了,最近海海写了《论革命》《说民主》,然后有很多年轻的网民就骂海海,这个家伙叛变了,这个家伙被召安了,原来以为他革命到底的,现在他讲“不能革命,要理性”,今天三位专家和80后的海海讲的这个话,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到了今天大家处在一种交流中间、一种思考、一种苦恼,一种对我们现在维持的一种僵持状况的焦躁,这是大家没有非常激进的一种想法,可能我们今天来的大庭广众下大家讲的非常温和,趋势和我原来预想的不一样。
   
    我一直强调改良、改革,不能革命,今天我觉得听到的所有的意见特别像秦晖教授讲的,他从两种体制下、两种模式下的一种民族矛盾以及再延伸到我们国内的一些民族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我觉得思考的非常深,这对我也很有启发。我今天想要讲的内容不像三位专家,他们是借古喻今来思考现在,我呢,就思考现在的法治建设,我的问题可能更加难讲一点,讲的过了不管是打左灯还是打右灯,只要打出来都会有点问题,所以我会讲的相对保守一点,但是还会把主要的内容讲到。
   
    第一个问题,从中国当前几个热点事情说起。
   
    大家知道中国这两个星期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广东的乌坎事件,乌坎事件400多村民,村里的征用款不知所终,干部腐败,老百姓进行上访,原来是非常理性的上访遭到打压,一个选出来的村干部抓进去没两天就死了,死因不明,导致老百姓到政府那儿抗议、静坐、游行,然后我们派出几百个警察武警,导致老百姓害怕再被抓就封车,设路障,导致非常严重的冲突,但是非常庆幸的是广州省委如果再这样搞下去不行,如果采取暴力的方法驱散或者更过激行动的话会出大事,前天北京的专家学者开了一次研讨会,就对乌坎事件的评价是怎么样的,就是小岗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小岗村农民摁手印的事件和这次乌坎事件相提并论,就是省委书记直接跟一个村长谈判协商,政府放下架子撤走警察来平等协商解决问题,就开创了一种对话协商的机制。
   
    这是什么?这就是对我们将近十来年来高压维稳的一种彻底的修正,当然这个结果现在还不知道,这样的模式到底是对还是错?是引起更大的一种街头政治还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各方都在观察。也有人批评汪洋的,这样搞的话就把笼子里的老虎放出来了,如果老百姓都通过这样的请愿解决问题,将来中国的请愿就会大部分发生。但是中国理性的官员特别专家学者这一块完全支持广东这样的做法,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人民的政权是跟人民对话而不是动枪动刀。
   
    所以乌坎事件就是体现了我们的治安思路,包括维稳思路从高压、隐瞒,消灭在萌芽状态,关上访人甚至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甚至有些地方故意制造一个冤案把他判进去,关起来,有些直接暗杀掉,这些都发生了。现在对这样的社会矛盾我们不是捂盖子而是放下架子跟人民对话,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维稳思路的转变,这样的思路面临着检验是正确还是错误。
   
    这是一个实例,第二个实例是通钢事件,通钢事件体现了原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念已经完全不适应中国现在的国情。通钢是五十年的大企业,有五千多个工人,就家属院、有幼儿园、有商店、有医院、有小学,整个钢铁公司就是一个社区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慢慢的里面的国企的竞争力争不过民企,企业停产,最后工人大部分失业,后来政府把它卖给了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先卖了2亿多,卖了以后由民营企业家管,民营企业家来肯定要对它进行管理,要恢复生产,所以跟工人阶级是主人翁的地位产生了强烈的冲突。我们原来有句话叫“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我们儿歌里面是这样唱的,现在是“反动派没打倒,资本主义夹着提包回来了”,他花了2亿又来欺压我们了,所以当时是罢工、抗工,搞的民营企业家做不了,这个民营企业家就撤出来了,撤出来以后又得国家每年补助,这样又把民营企业家请过来,请了陈国君去管理这个企业,他就按照民营企业的制度来管,好多工人的权益被损害还是很多的。
   
    他正常的一种管理却遭到了国有企业传统的产业工人强烈的反抗,所以最后矛盾极端到什么?陈国君被工人活活打死,北京大学一个教授讲“这是好啊,工人阶级终于觉悟了,二七大罢工又开始了,工人阶级就是主人翁,对资本家就是要活活打死”,后来公安局去抓人没办法抓,所有的人都把打人的人作为英雄,都包庇掉了,我看了这个案子最多判一个无期还不敢判死刑,后来有个公安局长说就是判了一个无期,根本查不清,谁打的不知道。
   
    我们的政治经济理论资本是剥削的,不属于生产要素,资本每个毛孔里面流着血汗,我们只承认劳动的价值,不承认资本的价值,所以你拿几个亿把厂买去,你是活该,你是欺压我们,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下面,违法犯罪活活打死人的现象他理解为是一种正义的行为,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大学生的。就是对那些资本家,吸工人血汗的吸血鬼就是要暴力革命,它根本没有一种法治的观念,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这个资本家是剥削,按国家法律处分他,不能把他活活打死,就是我们的专政思维、革命思维到现在还根深蒂固。
   
    所以你可以去看看,没有一个支持被打死的总经理。当然这个民营企业家更倒霉了,后来公安冲不进去,尸体拿不出来,最后答应省里的同志说暂时不改制,第二次通知说我们永远不改制,这个企业照样还是还给你工人。所以通钢事件这样的现象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传统的革命理论到了现在经过改革开放,我们60年下来,跟我们原来暴力革命的管理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我们曾经对入党的问题,七个人可以入党,你招工到8个人就属于剥削,属于剥削阶级不能入党。
   
    所以江泽民有三个代表理论,他重大讲话突破在哪里?就是这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再也不是吸血鬼了,就是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把他解放掉。按照我们原来政治经济学理论,8个工人以上的就不能够入党,那他招几万工人像富士康就是几十万工人,那不是大资本家,大吸血鬼啊,绝对不是我们的依靠力量。我们所有的政协委员、企业家都是百亿富豪,按这个道理根本进不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
   
    所以七一讲话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实际上非常重要的是把我们共产党的阶级依靠基础改变了,说的凶一点就是修正主义掉了,再也不是无产阶级,我们现在哪个党员是无产阶级?一套房都100多万、200多万。通钢事件体现了什么?往往政治理论问题,思想意识问题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一个治安事情,是一个刑事犯罪的事情,处理的话就面临着法庭上见,法庭上你判断它的行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严惩还是不严惩,枪毙还是不枪毙,法律是回避不了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没办法避开的。
   
    第三个讲一下山西的煤改,我们也体现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一种法律碰撞。山西的煤矿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大批的卖给民营,温州的企业家到山西去买小煤窑,总共浙江省企业家协会的统计是500多个亿,都是按照市场协商、谈判按照市场价格、律师净值调查以后按照市场价格买下来的,是市场经济行为,协商的、平等的,但是由于这几年的矿难,由于我们国务院的问责,里面就是要整顿,整顿的时候习书记就下了一个命令,所有的煤矿国有化。国有化你是市场经济卖掉的,你应该市场经济买回去,不是的,市场经济卖掉计划经济收回。两个亿的煤矿我补你5千万,走路,5千万的煤矿我给你个200万,走路。没有什么平等协商,没有什么协商价格,没有什么谈判,你不卖我吊销你的采矿许可证,那我矿就死掉了,你采一矿煤出来就是违法的,非法经营,我就可以让公安局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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