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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洞生：任何时候，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才是发展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转
任何时候，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才是发展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转型的先进阶级和主力。
张 洞 生 2010.10.
【前言】。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力？因为人人都有不满现实生活的欲望。也就是说，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是人类不满现实的欲望与现实生活间的差距。正是这种永远消除不了差距和矛盾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动力形态的转变，从而导致社会形态的质变，即生产关系的质变。因此，所谓“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是极其片面的错误观点，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阶级斗争所产生的革命和战争中的绝大多数，只起到改朝换代而暂时减缓剥削压迫的作用，并不能促成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生产关系取代落后的生产关系。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看，任何时候，各个社会的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才是发展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和转型的先进阶级，他们才是积极地发明、利用、发展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主力。从奴隶社会开始，贫穷的底层民众只想拼命增加劳动时间和强度以增加收入来改善生活，无力发展生产力。而巨富巨贵的统治阶级因大权在握，只图简单省事的加重压迫剥削的方法搜刮钱财，懒惰得去费力更怕担风险，以改进发展生产力。而只有中产阶层，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为了节省劳力、增加财富，或者为了自己的爱好兴起和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他们才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前进的先进阶级和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先进阶级不是工人阶级或者大（垄断）资本家，而是中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技工、管理人员和中心资本家等。马列斯毛主义者们，打着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乌托邦共产（社会）主义等骗人旗号，故意将被压迫阶级吹捧成先进阶级，使他们甘愿为共产党夺权当炮灰，这是共产党臆造出来的伪劣欺骗理论。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是受统治阶级欺压掠夺而弱小无权，这将是一个经济疲乏、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安的、危机重重的社会。
【1】。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的中庸政治观集中表现在其精辟的中庸的政体观。他认为社会的稳定、进步、发展有赖于中产阶层的稳定和壮大。
下面引自亚氏《政治学》。但是其精辟的中庸的政体观完全适合于现代任何国家。
《1--1》。1*。亚氏的中庸政治观集中表现在其中庸的政体观。就政体来说，阶级基础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必须以中产阶级及其利益为主导。 “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简言之，亚氏主张把统治权赋予中产阶级，由此组成的政体，也就是中产政体。这是因为中产阶级具有其自身的优势。首先，相比富人和穷人来说，中产阶级趋于理性。“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趋向这一端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而那一端是太丑、太弱、太贱、太穷，他们都是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的。第一类人们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第二类则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大多数的祸患就起源于放肆和无赖。” [2]
2*。中产阶级很少野心。过多过富过贵的人由于从小没有养成循规蹈矩的品性而不愿也不能受人统治；缺乏善业。而过贱过穷的人又太卑贱而甘于自暴自弃。前者只能治人而不能治于人，后者谨守服从而不堪为政。不利于形成阶级之间的友爱的情谊。“这样的一个城邦就不是自由人的城邦而是主人和奴隶所合成的城邦了；这里一方暴露着藐视的姿态，另一方则怀抱着妒恨的心理。一个城邦应有的友谊和交情这里就见不到了。”[2]
3*。相对来说，中产阶级比较稳定，也利于政治安定。“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财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 [2]
4*。这一点还可从现实予以佐证。“有这样的证据清楚表明，那些最优秀的立法者都是中等公民，（这在他的诗文中说得很清楚），卢库尔格斯（Lukourgos）、卡隆达斯（Kharondas）等几乎所有的其他立法者都是中等公民，并非出身于王族。”实质是，相比其他的贫者和富者而言，中产阶级具有人数多，力量强的优势，因此，“ 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在这样的城邦，立宪政体得到良好的发挥”[2]。
《1-2》。就建构优良政体的阶级基础而言，亚氏力主最优良的政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如果中产阶级足够强大，就可以抗衡极富者和极弱者。这样就不容易形成绝对的平民政体（暴民政治）或者单纯的寡头政体。而这两种政体都是导致僭政的根源。掌权的中产阶级行于中道或者是近乎中道，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
《1-3》。亚氏认为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各自有其不同的维持方法：为维持平民政体，平民们应“随时出来而为富户辩护”；为维持寡头政体，“寡头们应随时为穷人的利益辩护”。易言之，在贫民政体中应该保护富人的利益；在寡头政体中，应该注意穷人的利益。“如果不兼容富户和穷人，这两种政体都不能存在或不能继续存在。” 茅于轼说，‘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一言以蔽之，政体必须保持平衡。政体的不平衡如果经由量变之后跟着质变，就会发生政体的变革。“某一部分不平衡的扩张也可引起政体的变革。这可以身体为喻：身体由各个部分组成，各部分间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同时生长，才能维持全身的匀称。否则，身体终必衰亡……城邦亦然；它也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其中的某一部分常常可能畸形地发育。基于此，共和政体的维持就必须同时兼顾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以保持平衡。[2]
《1-4》。但是。亚氏没有认识到人性是可变的，人的理性和思想行为，是会随着其社会经济地位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思想意识的表现。当一个中产阶层的人爬到上层成为统治者后，他就变成为统治者，他此时的利益就与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致，他不会愿意再为代表中产阶层的利益而得罪统治阶级，使自己可能失去更大的利益和特权。
《1-5》。反观中国的现状，在经济上，有500~1000个太子太妹们极富的权贵既得利益家族集团，他们贪婪的暴富的掠夺国家社会和广大（贫）平民的财富。他们（0.4%）的财富超过70%的GDP，他们贪污腐化、骄奢淫逸、肆无忌惮。中产阶级受到国有垄断企业的排挤和各级政府官员的搜刮掠夺，弱小而贫困。广大民工、失业者、低低入者是无权的被剥削压迫的底层民众。在政治上，这些权贵家族集团占据中国党政军经高层，官员和政府的公权力成为保护权贵权益的工具和代言人。因此，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和出路只能是，有效而适当的抑制和削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加速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私人银行和中小企业，以壮大中产阶级。政府应实行“中庸之道”，即符合社会公正的、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平民的政治改革，改变“劫贫济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一个没有庞大中产阶级和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
【2】。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奴隶社会发展转变到封建社会，不是奴隶主和奴隶这对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主要是中间阶层中的自由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结果。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地主阶级的财富大量增加，社会生产力大大的提高，地主—贫雇农的生产关系大大的扩张，而奴隶主—奴隶的生产关系因生产力低下而逐渐萎缩，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也相对的和绝对的减少。当地主--贫雇农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财富扩大到成为社会的主力时，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王朝于是建立起来，从而使上升的地主--贫雇农的生产关系取代落后的奴隶主—奴隶生产关系。社会于是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转型完全是先进的、高生产率的生产方式发展壮大而取代落后的、低生产率的生产方式的结果。而先进的生产方式是从旧生产方式的社会中“和平长入”的，是从中间阶层发展出 来的。在奴隶社会，奴隶的暴动改变不了奴隶制，他带来不了新的生产关系，它是保持原有的旧的生产关系的保守、落后的力量。只有处于奴隶社会中的中间阶层中的地主—农民才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转变的先进的、主要的力量。[4][5]
【3】。再来看封建社会是如何发展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据作者新的社会发展观和新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律）观点，比如，以 封建专制社会为例，其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组成是地主阶级与贫雇农，这一对“反质型”矛盾是不弃不离、同生共死的存在的，它们共同的依附在庞大的中间阶层（手工业，商人，小生产者和职员雇工，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等）上，才能“三位一体” 的组成一个橄榄形的稳定的封建社会。农民不可能打倒地主阶级而组成一个稳定的只有农民没有地主的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是在封建社会中“和平长入”的， 是由中间阶层（工商业、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发展来进行的，他们才是发展生产力和推动封建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先进的主要的力量。待私人工商业的小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里发展到足够强大后， 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对矛盾体就会取代封建王朝政权成立资产阶级政府。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壮大发展到统治地位，使落后的地主—农民的生产方式逐渐相对的缩小， 最终退出社会历史的舞台。同样，在封建社会，农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无数次暴动，并不能改变地主—农民的生产方式，而带来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他们是旧生产方式的维护者和保守力量。当农民暴动成功推翻旧王朝之后，暴动成功的领袖就会迫不及待地建立新式封建王朝。于是历史在封建社会里开始一个新的轮回。 因为农民暴动后，农业生产还是原来的牲畜配合人力的耕作方式和耕作工具。生产力既不能因农民暴动而改变，生产方式也只能维持原样。暴动后建立的新王朝只可能暂时减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
【4】。再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有庞大的中间阶层（小业主，广大的管理和科学技术人员，各种职员等）。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只有与这庞大的中间阶层上相结合， 才能形成“三位一体”的橄榄形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列宁说：“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是由纯粹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两 极”所组成。因此，实际上，每一种社会都存在着3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和3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即过去残存的，现在为主的，正萌芽发展的），其中有一种是现在的主要生产关系。比如，在封建社会，主要经济产业是农业，主要生产关系就是地主和贫雇农，但是也存在有奴隶社会的残余，比如地主贵族家庭中的家奴等。也有正在进化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小手工业和工商业。因此，每一种社会在其纵向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三位一体”的生产关系—过去的残余体、现在的主体、和未来 社会的萌芽，主体生产关系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弱小的先进的新生的生产关系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时，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就会逐渐被取代，萎缩退化成为次要的生产关系，而逐渐缩小并最终消失，退出社会历史舞台。因为新的生产方式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给人们和社会提供更多更好地财富、更自由的工作环境。这就是社会发展和继承的规律。正如人的家庭中的父、子、孙的“三代同堂”。这不是儿子消灭父母后才能存在的过程，而是儿子壮大以取代衰老的父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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