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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灵犀:中国民主革命路线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03日 转载)
    来源:作者来稿 作者:孔灵犀
   
    本文首发地址为:http://bit.ly/tabqX8 (博讯 boxun.com)
   

    本文Google Doc地址为:http://bit.ly/uYlA03
   
   
    孔灵犀 2011年12月31日
   
   
    物质资源的稀缺与分配是所有人类活动的主题。如果食品和住宿像阳光和空气一样供应充足,那么人类将不会有冲突和争端。从柏拉图到卢梭和洛克,从古罗马元老院到英国议会和美国三权分立,从儒家强调自觉自律到法家强调公平正义,东、西方每一代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在思索着如何设计长期稳定的制度,来相对合理地分配稀缺的物质资源。
   
   
    在西方的民主文明和军事力量的冲击下,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国家或专制国家,可以找到比民主制度更公平的对资源的分配方式,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最终逃脱民主革命的命运。人类的民主革命从方式来讲大体有两类:
   
   
    第一类,反政府武装与中央军的激烈军事对抗的暴力革命。现今大多数人对革命二字的理解来源于过去几千年世界各地的王朝更迭史,即革命是通过血腥和杀戮的方式重新带来贫困。其特点是,在没有舆论环境和外部政治环境的干预下,权贵精英阶层垄断着压倒性的资源优势,能够在漫长的时间内保持统治地位,只有农民起义和暴力革命才能打破。
   
   
    第二类,通过民间持续占据广场导致政府下台的非暴力方式。在二十世纪下半页,全球化让各国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和制衡,随着民主、自由、人权思想传播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人民通过在首都和主要城市长期、持续的大型集会给政府施加压力,带来执政危机,最终迫使政府承认社会不公的现实,并通过圆桌会议的方式作出妥协与让步,从而在多数共识的基础上谋求共赢并共同构建新的秩序。其特点是,国际社会的制衡大大增加了政府暴力镇压的代价,参与人群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参与的门槛更低,参与的方式更多,并更容易形成规模。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第一类,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是第二类。
   
   
    中国维稳模式的终结:“断奶事件”与新媒体技术
   
   
    在没有游行、集会等公民政治权利的中国,每隔5-7年就会爆发一次全国性的自由化运动。毛泽东执政时期,他通过运动人民并整肃异己的方式,让民间的精力消耗殆尽,让竞争者们无法发展,其代价是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这相当于今天北京、上海、武汉和成都这四个城市的居民全部死亡,沦为四座空城。
   
   
    邓小平执政以后,中国从灾难状态中逐渐复苏。在面对相同的社会规律时,政府采用更弹性的统治术,加大对单独个体的打击和迫害的力度,抓走并判刑民间领袖和活动分子,用杀鸡儆猴的方式迫使大众不敢参与和声援,维护着政治上的表面稳定。与此同时,他们收买专家、精英和中产阶级,用高税收、低人权的方式压榨普通百姓,换来经济上的表面繁荣,因此1986,1989,1998,1999,2002,以及2005至今的数轮民间运动都没有构成对制度的威胁。
   
   
    然而,目睹大型群体事件,普通的旁观者们用手机照像并上传至微博和各大论坛上,更多的人评论和转发使得地方的恶性事件迅速传遍全国。这一起起的“断奶事件”,让官僚系统的傲慢、残忍、腐败、不公及草菅人命,赤裸裸地暴露在民众面前,让人民对政府的期待转变为绝望,信任转变为否定,进而在精神上与政府决裂。网络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让信息变得更迅速和翔实,从而让“断奶”的效果变得更加快速和彻底,让民间在一起起公共事件的影响下逐步形成共识和力量。
   
   
    在都市,通常情况下,用法庭、媒体、街头抗争等直接的方式去参与社会事物的人们毕竟是人口比例中的极少数。但另一方面,随着视频、网络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各种文化表达、讽刺艺术层出不穷:多元的方式,多重的感官冲击,让更多的人有兴趣在社交网站和论坛上转发政治状态、图片和文章,在QQ群中参与讨论,在微博上评论精彩段子或时事新闻。它们共同降低了参与的门槛,创造出更多的政治活动空间,同时让大众对民主制度、民主革命等话题也逐步有了深入的理解和共识。
   
   
    在县城,对于亲历过惨烈文革的上一辈民众而言,汽车碾压幼童的事件似乎不会在他们心中激起巨大的涟漪。而生长在较为正常环境的年轻人,从小所接受的是惩恶扬善的世界观和各种革命英雄主义故事。因此当出现重大事件,并且民众无法用传统的方式获得公正的结果时,这时中老年人会安于社会的不公而放弃抗争,但年轻人则在激愤中选取非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在都市的网络上,从李刚门到郭美美,在县城的网下,从翁安到新塘,哪一次大型事件不是年轻人参与和主导的?
   
   
    中央尽失以村为单位的基层及其意义
   
   
    于建嵘在提出“宣泄型的乌合之众”的概念时,认为迅速聚集和散去的人群远远无法构成对统治者的挑战。用网络语言来说,这是“高级黑”,比黑木耳还黑,黑的恰恰是中央。他没有看见(或他选择不说)的是,撇开这些“乌合之众”,真正能够挑战、能够形成群体规模的,就是可以直接组织老百姓的以村为单位的基层,而中央对县级以下的基层已经丢得干干净净。
   
   
    首先,基层应该理解为:以村干部、领袖、富商等精英为代表,以村为单位的自治组织。这些精英们不管是为官还是经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老百姓相信他们,愿意被他们组织起来,并愿意跟着去干。他们在草根层面和老百姓联合得越来越紧密。如果他们和政府处在对立状态,那中央就丢掉了基层。广州乌坎村统一、有效的组织,当地富商分粮万斤,就是大家所知的例证之一。如果村干部和共产党对立了,那么一个村的人可以安全地反对政府,可以自由集会,可以讨论,可以酝酿和发展,进可以挑战与抗争,退可以有安全和保护。
   
   
    它的意义是什么?秦晖有篇文章在研究中国过去农民起义的时候说,只要当地的精英还跟朝廷合作,过去的赤贫农民,再穷再反,都不会对朝廷构成挑战,因为赤贫农民造反就是盗匪和流寇,而且无藏身之处。但如果基层精英,即中小地主和有威望的乡绅们开始站在朝廷对立面时,这一块地方造反的人都可以获得包庇和安全。
   
   
    专制独裁者需要把亲信渗透到社会的每个细胞中,让他们尝到甜头,然后追随专制制度。毛泽东深谙此术,文革中大规模人口死亡没有造成农民起义,是因为以村为单位的每个细胞都有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干部在维稳。
   
   
    然而,一个王朝的解体就是从当地的中小地主、乡绅站在朝廷对立面开始的,他们有效组织当地老百姓开始各种反抗。而当大地主和地方诸侯,如李渊、李世民他们参与进来的时候,朝廷就气数已尽了。
   
   
    这种情况在都市亦然。如果街道居委会和单位的领导对制度不满意了,他们工作不会卖力气,单位或社区的人发表政治言论,他们不管,反而笑笑说“你丫的还蛮有见识”时,基层就转向了,细胞组织就实质上瓦解了,中央的监视系统、信息收集系统、处理事件的系统都丢掉了,站到了人民一边。这种缓慢的变化从2005年前后开始,但在2011年变得尤为明显,从今年初以来,我们每天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息和反馈,尽管各地有所不同,但都不断印证着上述判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宝系统、国安系统,甚至领馆系统也在逐步转变,因官僚体系的腐败和升迁无望,尤其是个体在行动过程中,表现出敷衍,不卖力管事,或不卖力收集情报。
   
   
    失去基层意味着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在地方政府官商勾结、拒不执行中央的文件和精神的情况下,官民冲突的加剧往往导致不得不出动武力进行镇压。对于有组织的民众而言,击溃公安轻而易举,击溃武警也时有发生。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村一级的基层已经开始跨村串联,当县一级的基层开始跨县串联时,朝廷就更没有办法平衡全国的局面。对此,从普通草民到封疆大吏,人人看在眼里,算在心里。
   
   
    政治的雪崩效应导致第二次天安门运动
   
   
    无论是对政治有热情的人、投机的人,内心认可民主的人,还是看重个人利益的普通市民们都在算,现在加入反对运动的代价自己是否愿意承受,这包括可能受迫害、失去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等。一般来说,大家算的时间差不多。当一个事件让所有人都感觉“我们应该上街了”,当西城的人感觉东城的人也有同样的想法时,结果大家都会跟上来,并产生一个雪崩效应,迅速跨过了运动对数量和规模的需求。上街后,不管做什么,哪怕只是看热闹、路过、围观,只要数字上了50万,就成了全国和国际瞩目的重大政治风潮,镇压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政府也在计算镇压的代价,这一点在后文的关于暴力镇压的迷思中会详述。
   
   
    现在,在地方突发几万人的群体性事件并不罕见,但都不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冲击。只有在北京市发生第二次天安门运动,百万人重新聚集广场时,才会迫使政府走到谈判桌前,和民主运动的领袖们坐下来对谈。由于在北京直接发动几十万人上街很难,因此这种论述在很多人看来过于天真,无法接受,进而简单否定。这是不懂社会运动的表现,并没有观察到北京人和其它地方人的心态不同,也不了解引发社会运动的条件与机制。
   
   
    在地方,能够引起民愤并引发民众进行抗争,往往是社会的不公导致自身或他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事情。而北京市民并不太在意,他们认为在任何发展中的国家都存在这些问题。让北京市民感觉到民愤的事情往往“层次”比较高。如文汇报批判周恩来让北京人非常愤怒,其他城市的居民对此不太关心,爱批不批,周恩来就算是威信再高,我也没必要招惹官府。北京人有北京人的脾气,一般人觉得没用的事情,他们生气,一般人觉得很愤怒的事情,他们觉得见怪不怪。北京人关心政治,是政治动物,关心政治信息,但其他地方的人觉得关于政治的事情不能拿来当饭吃,因此不会去操那么多心,而会为具体的利益问题生气或抗争。
   
   
    因此,如果一件事情能够在北京一开始引发几万人上街,逐渐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很可能不是我们普通人印象中的那些因社会不公而引发的利益纠纷个案。北京作为首都,所有的供应和建设都是最优质的,很难出现坍塌事故、动车事件,也不太可能出现“俯卧撑”或李刚门。然而有以下几类事情可能在北京引发政治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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