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傳珩:「創新社會管理」圖窮匕現──北京肆無忌憚加快公權擴张 来源:《动向》
二○一一年二月十九日,國家主席胡錦濤面對中東「茉莉花革命」來襲,在中央黨校舉行的省部級主要領導人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要切實加強黨的領導,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輿論控制。第二天,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再次要求,加強社會管理,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努力使社會衝突與糾紛消失在萌芽狀態」。接著,黨喉舌刊物《瞭望》雜誌又專門刊發了對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陳冀平的專訪。這位維穩要員一語道破了當權者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天機。陳冀平說:「從國際形勢來看,一些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圖謀愈演愈烈,打著維權的旗號借機插手人民內部矛盾,蓄意製造各種事端。」
從反恐立法到身份證查驗
在此背景下,十月二十九日北京剛剛閉幕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加強反恐怖工作有關問題的決定》,旨在以立法的方式給針對平民和公共目標的恐怖活動和恐怖分子作出更寬泛的新定義,並確立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的認定機構和程序。當今中國,公民維權運動風起雲湧,官逼民反所致的衝擊國家機關群體事件層出不窮,眼下這個濫用恐怖定義的決定,將直接導致把激烈的群體抗議事件被定性為恐怖活動,將參與者定性為恐怖分子,即使是沒有到現場的民眾,只要提供了資金以及網上的輿論支持,就同樣屬於「恐怖分子」而要被法律嚴懲。同一天,全國人大還審議了《居民身份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現行的《居民身份證法》第十五條中警察執行職務時查驗身份證的範圍。今後,「在火車站、長途汽車站、港口、碼頭、機場或者在重大活動期間社區的市級人民政府規定的場所」,警察都可以隨意查驗民眾的身份證,公民不配合或者沒帶身份證,就有可能被審查或被失蹤。
監控、竊聽加秘密關押
在薄熙來主政的紅色重慶,公權力竟耗資一百七十億在市內安裝了五十萬個監控攝像頭,隨時隨地監控公民的日常活動,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監控城市,並以此來張揚「政績」。前不久,備受抨擊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刑訴法大修,公然顯現了進一步強化公權力的勢頭。該修正案竟允許國家公安、國安等偵查部門使用監視、竊聽等技術偵查手段,並可直接作為庭審證據使用。也就是說,今後公權對私權的監視、竊聽取證將合法化,全體國民只能生活在被公權力隨時隨地的廣泛窺視之中,而且可以輕易被秘密拘押、失蹤而藉口「無法通知」「有礙偵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不履行「通知」義務。近年來,中國各地公安國保機關,都利用這些藉口對付異見人士、維權者以及宗教人士。今春以來,不少維權律師和推特的推友先後失蹤,親友長時間得不到他們的任何消息。
近來,北京的加快公權擴張佈局又蔓延至文化領域。閉幕不久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為「創新社會管理」,要打造「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控制文化發展方向。《人民日報》為此刊發了《邁向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偉大進軍》社論,接著,新華社十月二十日刊發特約評論員文章《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又被以「文化體制改革」為名,要確保紅色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並進一步加強權力對文化的管制,黨以「先進」自居,強行「代表」文化發展的方向。其實,文化發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它的自發性與自由性。歷史上凡是權力干預文化自主發展,文化都會走向災難。
無法預料命運的下一站
政府權力的無邊際擴張,已經無孔不入地滲透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侵擾著公民私權領域的所有角落,甚至連公民在自己的院落種菜都被禁止,在享有物權的私家晾台附加遮風雨的玻璃罩都要被強行拆除。當今中國,公民普遍有一種對不受約束的權力隨意濫用本能的敵視與焦慮,許多人都有過被官家粗暴對待的記憶,有著警察、城管等部門「野蠻執法」的總體經驗。每一個中國大陸的公民,都無法預料命運的下一站,將面臨怎樣的權利被侵犯。如今,北京為「努力使社會衝突與糾紛消失在萌芽狀態」,更加肆無忌憚地加快公權擴張步伐,當權者提出的「創新社會管理」,終於圖窮匕現。
(2011/11/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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