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曾列入“最高指示”，其實原出於康生寫的字條，毛只是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念了一下，時維1962年9月24日。
   
   想不到此一“寫小說”的筆法，竟被蕭某仿效，在其回憶錄《一葉一菩提》中，不少重要情節描繪得栩栩如生，尤其是幾十年前的對話，全部冠以引號。不僅如此，連現場氣氛，人物表情語氣無不極力渲染。這就不能不令人質疑：莫非這是小說？
   
   在這方面，港版《菩提》內，《《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第五節的記述屬突出的例子。其首段寫道：

   
   “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遠非黨員也與黨毫無關聯的高爾泰，此時的編制卻在地委黨校。當時‘文革’還遠沒有結束，我本是可以給黨校寫一封信，告他一個與我進行‘黑串連’之罪的，但我不屑於這樣，只是給所革委會寫了信，主題是匯報在酒泉工作的情況。但這原是不必寫的，因為我很快就要回去了，也許比信還快呢，關鍵只在最後似乎無心捎帶的一句話：‘還有些事回來再當面匯報’。”（261-262頁）
   
   此段第二句中的“我不屑於這樣”，京版《菩提》（即“文本三”）及之前的“文本一”和“文本二”，原作“我沒有”。作為“文本四”的港版對此加以修改，似乎看上去胸襟開闊得多。
   
   但首句卻原封不動，儘管高爾泰早就直斥其非。比如《哪敢論清白》中（載《南方周末》，2010年11月4日）便有一段：
   
   “蕭說他1972年到酒泉時,‘遠非黨員也與黨毫無關係的高爾泰,此時的編制卻在地委黨校’。事實上我的編制,從未到過黨校。我指出後,他還重複。”
   可見蕭某信口開河成性。但與下面的小說描寫筆法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回所以後，我想，如果沒人找我，此一‘黑串連’之事便算作罷，有人來找再說。果然，第二天，革委會副主任蘇木匠就打發新調來的辦公室主任吳小弟來叫我了，下面是一段有趣的對話。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拒不交待，死路一條；魯（ ‘老’的音，西北方言）實交待，菜絲（‘才是’的音）出路‘’，甫一進門，蘇木匠就帶著濃重的蘭州土音，祭起了這段著名的二十四字真言。吳小弟擰開鋼筆，鋪開紙，準備記錄。我不說話，靜等著。
   ‘你還等什麽，交待呀！’
   ‘交待什麽？’
   ‘你在酒泉都幹了些絲母（“什麽”的音，下同）？’果不其然，高爾泰的又一封檢舉信真的先我而到了。這一次的刁狀，一定是告我‘主動’與他進行黑串連。”（262頁）
   
   末句“這一次的刁狀，一定是告我‘主動’與他進行黑串連。”是港版新增的。連同前面“果不其然”那句，均出自蕭某臆想，並無任何證據。這跟作者《自序》中所稱“實話實說”背道而馳。
   
   更令人生疑的是，所記資料來源為何？抄自解封的檔案？蕭某自敦煌考取研究生，之後工作單位變動，其個人人事檔案難道隨便可以借出抄錄？倘謂當天事後詳記於本人日記中，則恐難以置信。且看下文所記，更加神乎其神：
   
   “我打算詳細介紹北涼小石塔發現的經過、價值和我的測繪工作，只要他願意聽，我可以發表長篇學術演說。但只開了個頭，蘇木匠就打斷了我：‘不要講只（‘這’的音）個，問你還幹了些絲母？’
   ‘絲母也沒幹呀，一測繪完，當天就往回趕了’，我故意裝糊塗，還學起了他的口音。
   ‘你見到絲母人？’
   ‘在酒泉博物館，除了館長、講解員，還見到省博物館的張寶璽，也在測繪這些東西……’
   ‘我問你的絲（‘是’的音）在酒泉見到了佛（‘所’的音，下同）裏肥（‘誰’）一個’，聲音大起來了。
   ‘所裏的誰？那多了，鍾頭兒、馬世長、段文傑……’我細數起來，準備要玩就玩個痛快，對付這位木匠我還是有把握的。我說的這些人都是這一回同去參觀的，在嘉峪關分的手。
   ‘不是這些人，是還見到了佛裏什麽人？’
   ‘所裏的人……還見到……’故作冥思苦想狀，繼續逗他：‘沒有了呀！’
   他一拍桌子：‘再想想，給你最後一個之（‘機’的音）會。‘
   他沒想到，我也拍了一下桌子，不過比他拍得輕一些：‘想什麽想，沒有就是沒有。你這是想幹嘛？’我準備堅持到最後一秒鐘。
   ‘高爾泰！’蘇木匠大吼一聲，以為這一下我就得馬上繳械了，沒想到我卻哈哈大笑起來：‘啊——’我把‘啊’字拖得老長，還拐了個彎：‘你說的他呀！你怎麽不早說呢，你這個老蘇，你老問我見到過所裏什麽人，高爾泰現在調酒泉黨校了，早就不是所裏人了。你看你，要問就往清楚點問嘛，幹嘛老問所裏的人。高爾泰呀！那當然，見過見過。’
   ‘你們佛了啥一個？’他把‘說’和‘所”一律稱之為‘佛’。
   ‘你看，我正要向你們匯報呢，革委會收到我的信了嗎？’
   ‘收到了’，吳小弟說，把信翻出來。
   ‘老吳，請你讀讀最後一句話。’
   老吳讀起來：‘“還有些事回來再當面匯報”。’
   ‘你看你看，我不早說了嗎，有些事信上寫不清楚，要當面匯報的嘛！老吳，麻煩你記錄，盡量詳細一點，免得我再寫材料。’然後我就把高爾泰如何想與我進行‘黑串連’，如何遭到了我的抵制等事一一說了，我沒有義務再為他打掩護了。可以自誇——毫無破綻，滴水不漏。因為高爾泰揭發的這些事去年早就鬧騰過了，鄭紹榮已經作了結論，蘇木匠一下子失了底氣，再不說話。”（262-264頁）
   
   以上描寫的對話，大概只有那句“還有些事回來再當面匯報”，因屬蕭某信中提過，加了引號還說得過去。其餘便只能視作小說了。
   
   正因蕭某自己“底氣”也不足，港版接著增寫了兩段文字：
   
   “有人說，我不應該把這事說出來，這是要求我當‘聖人’了，對於我這個俗人來說確實是礙難辦到。難道是要求我來承擔他兩次告發了我的、可以馬上就打出‘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我有什麼義務以無謂的犧牲自己為代價，再給這麼一個人打掩護？
   在我說時，吳小弟頻頻點頭。他是從敦煌縣調來的，心地挺好，頗有是非之心。”（264頁）
   
   在前一段，蕭某竭力為自己也曾“揭發”別人辯護，以求擺脫“告密”的罵名。對此，筆者認為，在毛時代尤其文革時期，面對當局高壓而被迫“揭發”或“交代”屬情有可原，不能與“賣友求榮”或“出賣他人”劃等號，不可一概而論，需作具體分析。但蕭稱由於高的兩次告發“可以馬上就打出‘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卻是誇大其辭，誤導讀者。詳情已見於另文，茲不贅。
   
   後面一段把現場知情人吳小弟帶出來，無非想增加記述的可信性。但顯然是徒勞。
   
   “經過這次‘交待’，足以確證高爾泰對我的兩次告密，都白費了心機，我又安全了。至於他們是否把我說的寄給地委黨校，就不關我事了。
   運動確實鍛煉人。”（264頁）
   
   隨後這段首句的“告密”，京版及其他文本原作“揭發”，如此修改旨在進一步將“告密”大帽子硬扣在高頭上，與底下一段呼應更加密切。
   
   “高爾泰《尋找家園》中的‘荒山夕照’一篇寫得特別好，景境、情境、心境盡出，對於太熟悉那個地方和那些人物的我來說，讀來更覺有味。讀者可曾記得，在該篇結尾，對於‘牛鬼’們擅自在山中打黃羊的事，高爾泰只描寫了當范華提出不必讓革委會知道以後各位‘牛鬼’的表現，說明世事人情之險惡，的確驚心動魄。高爾泰當時說；‘我們越是在外，越是要自覺改造自己，一舉一動都應當向毛主席匯報。捉黃羊是小事，不是個政治問題，可如果相約保密，倒反而會把事情弄大，成了政治問題了。’聽聽，多麼練達，多麼老到！老實巴交的范華，怎麼可能成為高氏的對手？文中並沒有明確交待回所以後他們當中是否有人向革委會舉報了，又留給了讀者多麼大的想像空間。
   原來，人情世事之險惡，最典型的體現者就是高爾泰。”（264頁）
   
   這兩段跟之前的文本相比，改動較大。其中“的確驚心動魄”和“老實巴交的范華，怎麼可能成為高氏的對手？”，是港版新增。
   
   而“高爾泰當時說；‘我們越是在外，越是要自覺改造自己，一舉一動都應當向毛主席匯報。捉黃羊是小事，不是個政治問題，可如果相約保密，倒反而會把事情弄大，成了政治問題了。’聽聽，多麼練達，多麼老到！”以及“又留給了讀者多麼大的想像空間”，則是“文本一”和“文本二”所無。這兩個文本末句是“我讀了以後，可以打賭，一定有人舉報了，而舉報者不是別人，絕對肯定正就是高爾泰本人！”，京版和港版都改作“又留給了讀者多麼大的想像空間”。
   
   為什麼京版和港版《菩提》會有上述修改呢？那是因為高爾泰在《哪敢論清白》中對前面兩個文本據實反駁，蕭某實在無法硬撐下去。高這樣寫道：
   
   “蕭在‘文本一’中說我的《荒山夕照》(編者註:文章寫1968年冬,高爾泰等7名‘牛鬼蛇神’被派到山里開荒,藉機在山上打黃羊改善生活的一段經歷):‘沒有明確交待回所以後他們當中是否有人向革委會舉報了。我讀了以後,可以打賭,一定有人舉報了,而舉報者不是別人,絕對肯定就是高爾泰本人!原來,人情世故之險惡,最典型的體現者就是高爾泰!’前面的‘打賭’‘一定’‘絕對’,加上後面的‘原來’二字,立即就變成了事實,和對事實的道德判決。
   事實是,那次回所以後,革委會主任聽了范華(編者註:范華是帶隊開荒的小組長)的匯報,說他要親自到大泉帶頭勞動,讓范華多準備幾個夾鐃。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這是當時所謂‘新生革命政權’以權謀私的一個小小萌芽,值得一寫。但那是另一個主題,我怕文字雜亂,決定割愛。想不到留下這麼個懸念,竟會使蕭默如此亢奮。
   這一段他無法重複,蕭著中已模糊處理。”
   蕭某名成利就，早已退休。晚年無所事事，倘蓄意舞文弄墨虛構情節，潛心進行小說創作，亦無可厚非。但用以誣陷一位流亡海外的昔日同事，便是卑鄙之尤了。
   第五節後面所記，變本加厲，荒誕離奇。下回再作點評。
   （未完待續）
   （6-25）0：10am
（2011/06/24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