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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比贪官更坏?

   清官比贪官更坏?

   一文化大革命,大革了文化的命,扭曲乃至颠倒了各种正常的是非观、价值观,善恶颠倒是否淆(文革就像一头野蛮的驴,把无数人的脑袋踢坏了),大量反文化、反道德、反人性的思想观点纷纷出笼或者沉滓泛起,“清官比贪官更可恶”的观点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期间,《人民日报》曾有长篇文章论证“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基本逻辑是: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觉悟和斗志,所以比贪官更具欺骗性。因为,清官清廉,让老百姓吃的苦少多了,劳动人民就不那么仇恨官府、仇恨旧制度。——人民不那么仇恨他们,就不会起来造反。相比之下,贪官的贪婪豪取,更能激起人民的仇恨,促使他们奋起反抗,推翻旧政权。

   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只不过,这仅仅是“革命的道理”,是暴力革命的、极端主义的标准和逻辑。为了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激怒弱势群体,革命者唯恐天下不乱,当然希望执政者及各级官员们坏事做的越多越绝越好。

   岂仅清官?在革命者眼里,任何人,任何比较缓和的措施和办法,只要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缓和官民矛盾、促进政权改良和社会进步,都是坏的,不可接受的。

   从革命的角度看,“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点可以局部成立。何以仅“局部成立”?因为,贪官的贪婪豪取对人民生活会造成怎样严重的痛苦,对社会道德会造成怎样的巨大的破坏,还有,“激起人民的仇恨”之后他们是否一定会奋起反抗(也有可能官与民烂成一团,造成社会溃败),奋起反抗是否一定能够推翻旧政权(也有可能革命者与反革命者共同归于毁灭),新政权是否一定胜过旧政权(充满仇恨的人民建立起来的政权更有可能新不如旧)…,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多数革命者一般是不予考虑的。

   二离开“革命立场”,“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就是颠倒荒唐的,简直岂有此理。清廉可敬,腐败可耻,清廉值得称赞,腐败必须惩罚,这才是人之常情、社会之常理。

   清官品质高尚,无疑更富有奉献利他、爱民爱族的精神,对于不良的体制和政治,其改良的内在动力和冲动(道德力量)肯定要比贪官大得多。(即使某些清官无意于体制改良,也不能将体制之恶不分青红皂白地栽在清官们头上。)

   另复须知,儒家并不绝对反对暴力革命,对于汤武革命,儒家就非常支持,高度赞扬。只是儒家为人民和社会考虑,不到迫不得已,不忍诉诸暴力,只要还有改良的希望,就不轻言革命。因为,和平转型比暴力革命付出的社会代价要低得多多。

   可笑的是,某些自由派在看待“清官贪官”问题时亦坚持“革命立场”,充满文革精神,表示反专制但不反贪官,希望贪官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博讯螺杆在东海《海瑞孝乎不孝?》文后跟帖:“现在已经没人对什么包公海瑞的感兴趣了,因为清官比贪官还可恶。” 可见,“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观点还颇有迷惑性和欺骗性呢。

   对于这些自由派,东海只想问一句:清官与贪官相比,谁会更关心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面对明显落后于时代、违背了民意的现行体制,谁更有改革的冲动?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三“清官比贪官更可恶”的观点从文革开始流行,但四人帮并非始作俑者。这个观点的发明权要归于清末的刘鹗,他在《老残游记》写到清官可恨时说: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廿四史中,指不胜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

   其实,这段话只是刘鹗的激愤夸张之辞,逻辑并不严密。清官当然并非一定都好,其中不免有酷吏,有刚愎自用任性妄为者。但不可一概而论。贪官中刚愎自用任性妄为者,廿四史中,更加指不胜屈。

   将清官等同于酷吏再来论清官的危害性,偷换概念,对古今中外的清官们都是极不公平的。如果说“酷吏比贪官更可恶”,倒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绝对。汉朝一些酷吏,其实是勇于犯上、严于执法的好官,他们不畏权贵,对民众却颇为温柔。说“酷吏比贪官更可恶”,要看酷吏是对权贵还是对民众酷。2010-9-8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0/09/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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