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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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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说,他考虑放弃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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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党羽鼓动闹事,李俊企业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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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汇报内幕之一、二

来源:开放
   香港文汇报内幕之一、二
 
   照片说明:左一,香港《文汇报》办公室主任刘伟昌,二,副总编张建华,三,姜维平,四,副社长刘永碧。
   关齐云失踪之谜
   ——香港文汇报内幕之一

   这是我心中深藏的一个难解之谜,直到2006年1月4日出狱,我也不知道我的前任----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主任关齐云,跑到哪里去了,究竟是死是生?《文汇报》讳莫如深,显然早已把他遗忘了,但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虽然我和他先后才见了两次面,我对他却不能释怀,故2007年,当我重获自由后,第一次去深圳见到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晓Q时,才从她口中解开了谜底,恍然大悟,联想到我自身跌宕起伏的命运,唏嘘再三,不胜感慨:人生真是无常啊!正如妈妈活着时讲过的话:人在日子的后面爬行,谁能跑到前面去看呢?
   办事处还没建,主任失踪了
   我天生是一个不安守本分的俗人,90年代初期,虽然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我觉得不满足,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建立,从大连去旅行还得办边防证,这给它涂上了神秘的色彩,我和张某杰一同去那里找点事做,被那里蒸蒸日上,灯红酒绿的特区生活惊呆了,我们在嘉宾路附近的大连酒楼见到了大连大复中心老板孙某祥的哥哥,他开办了大连酒楼,所招收的服务员都是大连籍的空姐,而北航当年第一次在大连选美之时,我去做了新闻报道,故孙老板热情地请我们吃饭,还介绍了几个大连女孩和我们认识,其中一个在临分手时送给我们一份香港《文汇报》。我在上面看到了几张照片,内容是该饭店员工和《文汇报》社总编辑刘再明等人的合影。我忽发奇想:为什麽不可以在东北建一个香港《文汇报》的记者站呢?我可以做站长嘛,既然是香港的媒体,一定有新闻自由,我可以写批评稿件,推动生活前进啊!
   于是,这个大胆的念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给刘再明写了一封求职信,也建议他在大连设一个点,但后来得知,日理万机的《文汇报》领导,根本没看到这个信函,我很快收到了《文汇报》办公室带公章的复信,其称它们没有这个考虑,其实《文汇报》已经在向中共宣传部门和国务院港澳办,申请创办东北办的事宜,但我不了解该报,按常规,它不会选我这样自报家门,来历不明的人,他当时选中的人是关齐云,他时任香港《文汇报》广州办事处主任。我不知道这些,又生性不服输,于是,我就从深圳打电话和报社广告部联系,一个叫梁某堂的领导和另他一个叫伍某的小姐接受了我的邀请,他们也常来深圳,我说愿意先为他们拉广告,其它事以后再议,他们就很快与我在一家酒店见了面,彼此印象不错。随后不久,报社委派姜某英到大连与我接触,并由她代为联系了已先期到达长春市的《文汇报》外派大员关齐云,他手拿报社以及港澳办的正式批文,正在等待拜访吉林省的领导,我不敢怠慢,立即乘机赶到那里拜访了他,时隔十几年了。但一切还历历如昨:我看到一个身材魁梧,脸圆眉浓的东北大汉,正在埋头写信,他说:我的信写得好长啊。。。。。。后来才知道他写的是“遗书”!晚上,他请我在一家东北风味餐厅吃饭,还一起唱了流行歌曲,他引吭高歌的《北国之春》把我惊呆了!专业艺术团体的歌唱演员,也未必能胜过他,没想到《文汇报》有如此多才多艺的记者!
   原来他是名蒙古族人,生在辽宁省康平县,难怪他能歌善舞,健壮豪爽,经过短暂交谈,我们成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好朋友,他说《文汇报》驻东北办很需要我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欢迎我加盟,但他们是香港报纸,在内地活动需要办理繁杂的手续,而且要求自负赢亏,目前办站,最需要钱,他要我先为《文汇报》作点贡献,当然又是拉些广告,我爽快地答应了。
   半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来大连,由我安排住在松山宾馆,我先给他揽到了10万的广告,是丹东一家房地产公司付的款,因为那时许多企业拟在香港招商,而我和这些企业的老板又私交不错,他随身带了一枚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筹}的印章,我认识大连农业银行的领导孙某勋,就破例给他办了账户。我还带他去拜访了市委宣传部外宣处的处长王某强,市委副书记林某民,后者还在我们呈上的一个以报社名义写的报告上,亲笔签属了意见:欢迎香港《文汇报》到大连建站,尽管关齐云一再吹嘘,他和薄熙来是中国社科院的新闻研究生同学,在一个篮球队混了很久,私交不错,但求见的纸条没有回应,他很扫兴。我为他买了生活用品和一个篮球,并在大连宾馆宴请了他,作陪的还有账户所在银行的王主任,关主任说,大连风景太美了,从此以后就不走了。他已奉报社领导之命,先后走访了哈尔滨,长春,沈阳,见到了所有东北省份的地方大员,还拿出一篇他写的文章给我看,是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接受他的专访,分上下两篇,题目是《闻世震谈辽宁国企改革》,发表在《文汇报》的中国新闻版上,很是醒目。他答应很快向港馆介绍大连,要我做他的得力助手。
   然而此后,大约是在1993年11月的某一天,我赶到松山宾馆1011房间会他,却发现他已不辞而别,他没有结账,我为他垫付了1000多元的费用,并清理了他留下的所有物品:一个黑色皮包,内有香港《文汇报》的便签,收据,名片,照片,私人信件,笔记本,衣服等,还有他委托哈尔滨一个姓张的亲友印制的特约记者证30多本,我都精心地保存了下来。我当时对他特别信任,一点也没看出他身处亡命天涯前的困境之中。
   我走下宾馆楼梯的时候,接到一个自称是他的朋友的电话,他说关主任要我转告你,他得到上级的命令,忽然回香港了,我很震惊,立即拨通他的手提电话,声音很嘈杂,他说他在由大连开往沈阳的火车上,目的地是广州,再转香港,他说对不起,太匆忙了。来不及亲自打招呼。不过很快就拿着《文汇报》的批文回大连了,你的编制也在其中,再见!他挂断了电话,从此他就从人间蒸发了!
   受命尴尬之际,未解逃亡之谜
   此后,我苦苦等待了几个月,和《文汇报》的几个领导都通了电话,但谁都回避关齐云的下落问题,我当时是一个非常相信别人的书生,又对《文汇报》的背景所知甚少,故对他们闭口不谈关主任的事感到莫名其妙,不过,歪打正着,这时报社发现了我这个人才:不仅会写文章,而且能拉广告,总之我有很深的人脉关系,又是资深记者,他们发现我,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只是对我不太了解,不太放心,需要考察。事有凑巧,大连市委宣传部长王某全等人去香港考察,顺便参观了《文汇报》新址,社长张云枫向他了解我的情况,我以前与其共事过,王部长当过《大连日报》社长,对我印象还不错,就美言了我几句,所以张社长放心了,
   不久后,《文汇报》派办公室主任林金来和一个财务人员,先后到达了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清理了关齐云私设的四个账户,其中大连的10万元,只剩下了500元,我明白了,关主任总算有点良心,他虽然贪污了《文汇报》的公款,但个人的钱不骗,因为那天我请他吃饭花了500元,他可能以为我会把留下的钱取走,我既然能立账户,取走也无问题,但我一生坚守的做人准则是:不属于我的东西,就是金山银山,在眼前,我也不动。。。。。。后来听说,《文汇报》查帐后更信任了我,也统一了录用我做“开荒牛”的意见,很快《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王伯遥一同在深圳接见了我,行前我专门电话请教刘永碧:关主任的遗物是不是要带去,她不表态,转移了话题。她初调进报社,和以前所有的《文汇报》人员一样,回避敏感的这件丑闻。
   几天后我在深圳和《文汇报》的领导见了面,他们对我十分满意,我向往已久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成为了一个受命于尴尬之际的,必须收拾烂摊子的办站负责人,但我心中的阴云久久地困扰着我:关齐云怎麽了?刘永碧是一个语言很少的非凡的女性,她过于精明,不会讲关齐云的下落,其它同事也所知甚少,只有与我熟悉的姜某英告诉我:关主任自杀了,死在深圳的风景旅游区小梅沙海边,遗书是早就在长春写好的,洋洋数万言,文字很诚恳,很悲切,很凄凉,但这封信从未公开过,《文汇报》也没在任何大会上谈过此事,估计是担心堂堂的共产党大报名声受损吧!据说,我被捕之后,一度也是这样!只是好多年过去了,我和刘永碧混熟了,有一次她才对我说:关齐云的字写得太漂亮了!这说明,她刚从新华社驻比利时分社调香港工作,没见过关齐云,但读过他的遗书,印象深刻,而王伯遥对我则是发了一番感慨:人生,有时就是一念之差啊!看来他们对关齐云印象还不错,但由于纪律所限,不能公开地更多地谈论他,那麽《文汇报》为什麽要如此呢!
   他们能很快遗忘了这位生死不明的外派大员,我却很难,我私下电话约见了他的儿子,在深圳的一个酒店里,把关齐云留下的一些物品归还了他,他和父亲一样,有一张又大又圆的脸盘,很红,也是浓眉大眼,目光深邃,但他的笑容很是惨淡,我告诉他,许多人猜测他父亲跑到俄罗斯去了,现在还活着。我说,只要活着,别管它人怎麽议论,他是你父亲!他一言不发,未置可否。我还问他,你叔叔怎麽样了?《文汇报》同事有没有谁来看过他们,他只是连连摇头。他的无奈表情使我感到凄凉,我想,假如我也有倒霉的时候,《文汇报》会怎样对待我呢?
   潜逃12年,终于投案自首
   直到2007年,我才把故事连接上,但记忆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我的心灵已布满了创伤。这时我变得轻意不会相信任何人,小Q给了我一张报纸的复印件,我才确信,关齐云找到了。
   据报道,2005年9月6日上午,一个60多岁的男人,来到位于昆明市滇池路的云南省检察院大门口。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在省检察院大门口外徘徊良久,终于走到门卫面前,神色慌张说:“让我进去,我要到反贪局投案自首。”守门的法警上下打量着他,只见他衣服破旧,面容憔悴,脚上的皮鞋又灰又破,手里还提着一个破烂的包。倒像是一个整日奔波于各地喊冤叫屈的老上访户。细心的法警还注意到,他的包连拉链都坏了。从他的这身打扮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贪官。这名法警的第一个想法是:许多老上访户就是怕进不了检察院的大门,才谎称自己是来投案的贪官。也许他并不例外。于是,法警客气地告诉他,可以到大门左边的接待室反映问题。 可是这个老头子却坚持说要到反贪局才讲情况,还打开了手里的包递给法警:“你看,我把生活用品都带来了。我真的是来投案的,我挪用了单位的公款,已经藏了12年了。今天,我一定要去到反贪局自首。” 法警将信将疑,立即将此事向反贪局作了报告。不一会儿,两名反贪局的检察官出来了,他们把这名老头子带进办公室坐下,并热情地给他倒了一杯茶水。 老头子捧着茶杯,似乎有点神情恍惚。他大口吸下两口茶水后,有些迟疑地呆呆盯住检察官们。片刻之后才一字一句对检察官吐露道:“我的真名叫关齐云,原来是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我在1993年挪用了单位的120万元公款,在昆明藏了12年。今天我来投案自首。”不等检察官插问,他又紧接着说:“我失去了亲情,失去了爱情。我相好了十多年的情人,上个月15号刚和别人结婚,我感到日子没法过下去了。这也是促使我下决心自首,自己赎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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