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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论----兼给“马克思主义儒家”一个建议

异端论----兼给“马克思主义儒家”一个建议

   一对于儒家来说,凡异乎仁本主义的各种“主义”,凡异乎儒家道统的其它“系统”,都是异端。

   某些人虽为儒家或打着儒家的牌子,但如果在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上认识有偏误,也是一种异端。如荀子,就属于儒门中的异端。关于异端,明儒吕坤发过一段很精彩的议论:

   “异端者,本无不同,而端绪异也。千古以来,惟尧、舜、禹、汤、文、武、孔、孟-脉是正端,千古不异。无论佛、老、庄、列、申、韩、管、商,即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是异端。

   子贡、子夏之徒,都流而异端。盖端之初分也,如路之有岐,未分之初都是一处发脚,既出门后,一股向西南走,一股向东南走,走到极处,末路梢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其始何尝不一本哉?故学问要析同异於毫厘,非是好辨,惧末流之可哀也。”

   子贡子夏乃正宗正统的儒家,自己当然不是异端,只是对比孔子的中正广大略有不及,略有所偏,其后学一不小心就会“流”而为异端。荀子偏得就大了,本身就已成为“吾儒之异端”了。

   二荀子虽然“明王道、述礼乐”,但对人性的认识十分肤浅,把放纵人性所出现的“犯分乱性”、“偏险悖乱”的结果当作了人的“本然之性”,违背了儒家正统。

   本性至善,超越善恶,不能用世间善恶概念和标准去衡量。本性“天行健”,发而为习,人人本性相同而习性殊异。习分善恶(另有无记习,无所谓善恶),恶习是本性“发而不中”所形成的。习性亦与生俱来,“无明”也是根深蒂固有一定“先天”性的,只是不如“光明本性”更为根本和深固。

   性恶论性善论,作为一种哲学,都是从根本上说性的。性恶论并非毫无道理,只是性恶论只知恶而不知善,知习而不知本,知人(人欲)而不知天(天命本性),终究逊于性善论的穷源彻底。其观点完全可以为性善论所摄。根本一错,流蔽无穷。

   子曰“性相近”,不说性相同,是有其道理的。这里的“性”虽指的是本性,其实已参杂了与生俱来的习性,只是“人之初”习性细微之极,故“性相近”。孩童之性都差不多,都近似,都善良,纵有特别恶者,也特别不到那里去。孔子只论现世,从现世、一生看,“性相近”的说法最为真确。

   在人性中,善毕竟居于“统治地位”。借句俗话形容:即使失了权势、受到蒙蔽,毕竟还是主子。另外,自私非恶,无所谓善恶,只有自私过度,私欲膨胀,发为恶念恶行,不利或伤害到了他人和社会,才会变成恶。

   欲望源于本性,虽可善可恶,但本身却是非善非恶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至善。重要的是要引导有方,发之得当,可以说,人类的延续依靠的正是本能欲望,人类的创造和一切文明成就都直接间接地与欲望有关。

   关于人性,“真理”如是。我曾批评荀子犯了"蔽于人而不知天"的毛病,就是指他为习性之恶所蔽,不识善为人性“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不识人类本然天性之至善。

   三关于荀子的错误,儒家前贤多有中肯的批评。二程认为:“荀子极偏狭,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荀卿才高学陋,以礼为伪,以性为恶,不见圣贤,虽曰尊子弓,然而时相去甚远,圣人之道至卿不传。”(《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

   朱熹指出:“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须辨?荀、杨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当时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说用于世千余年。”(《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心学家对荀子否定得更加彻底。胡居仁曰:“荀子只性恶一句,诸事坏了,是源头已错,末流无一是处。故其以礼义教化为圣人所造作伪为,以矫人之性而化人之恶,殊不知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理,然因而品节制作之。礼义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养身性,守其欲,成其德,此足见礼义教化自吾性中出,圣人因而成之,则其性善无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见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见错,故百事皆错。”

   罗钦顺曰:“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此言以议杨子云可也,荀卿得罪于圣门多矣,不精恶足以蔽之?如苏氏所论,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乃为切中其膏育之病尔。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恶》等篇,类皆反覆其词,不一而足,不可谓不详矣,颠倒谬戾,一至于此,尚何详略之足议耶?韩昌黎之待荀卿未免过于姑息矣。”(皆引自熊赐履《学统》卷四十二)

   宋苏轼对荀子的批评亦颇深刻:“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其言愚人之所惊,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由是观之,意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荀卿论》)

   荀子未能穷源彻底把握人性之本,其性恶论违了儒家根本。其本身之学尚能以“礼”自持,到了李斯辈,就完全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叛出儒门,成了法家,沦为异端之大者、异端之恶者。

   佛教诸经论中把各种外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外外道,泛指佛教以外的各种教法学派。佛陀在证悟佛法之前所精通的科学“五明”及哲学“四吠陀”,也都属于外道之学;第二类是内外道,指依附于佛法或佛教内不如法修行者。

   借用一下佛教的说法,儒家之外的,我们可称之为外异端,儒家门内的异端,则称为内异端。佛老庄列申韩管商等为外异端,荀子为内异端,或称附儒异端。

   四我在随笔《当今儒门两大异端》中曾指出两种异端并引用明儒吕坤的一段话说明之。吕坤说:

   “人皆知异端之害道,而不知儒者之言亦害道也。见理不明,似是而非,或骋浮词以乱真,或执偏见以夺正,或狃目前而昧万世之常经,或徇小道而溃天下之大防,而其闻望又足以行其学术,为天下后世人心害亦不细。是故,有异端之异端,有吾儒之异端。异端之异端真非也,其害小,吾儒之异端似是也,其害大。有卫道之心者,如之何而不辩哉?”(《呻吟语》)

   “异端之异端”,外异端也;“吾儒之异端”,内异端也,附儒异端也。不论何种异端,儒者都要能明辨其非、勇于争辩。不过,“异端之异端”与“吾儒之异端”何者“其害大”,因时因势因人而异。如何止其害或进一步转害为利,更有赖于正统儒家的努力。

   任何异端的合理性、文明性、正确性、正义性、真理度都不如儒家,但异端与异端千差万别,是非利害善恶各各不同。“外异端”与“内异端”不同,各种“外异端”与各种“内异端”也都各不相同。

   相对而言,仍有合理与不合理、文明与不文明、正义与非正义、良性与恶性之别。例如,法家属于后者,佛教、道家、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则属前者。

   利己主义不如利他主义,但只要有一定底线,如杨朱派,仍可纳入良性范畴。杨朱有“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度自私,亦有“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修养。其“贵生”、“重己”思想和“悉天下奉一身而不取”的精神,值得鼓励和宣传。(后来的利己主义大多缺乏底线,很难具备“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修养。杨朱派根源大错,“流”到后来,在文明度不够、礼法不健全的社会,必然突破底线。孟子排墨,不仅有当时的现实需要,当也有其长远考虑。)

   可见,邪说必是异端,但异端不一定是邪说。邪说邪教根源处必大错,却也并非全部错误完全荒谬一点道理也没有。相反,在很多地方它们往往能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否则就难以迷惑人了。

   同时,儒家对任何异已异端、对任何歪理邪说的批判,都应该言论问题言论解决,只能使用“批判的武器”,不应采取任何“武器的批判”。任何异已异端的言论权,我们都应该尊重并力所能及地维护。这是我近几年多次强调的。(当然,如果对方逾越了言论范畴、触犯了法律,那是另一回事了。)

   那种凡是异端都一无是处和一无益处的认识,凡是异端都不容存在,凡是异端都一概排斥坚决打倒的狭隘,很要不得,很不文明,有违仁义中庸原则。那种想法做法本身就很异端。

   只要不占主导性地位,只要不“建筑”到“上层”去,只要在自由法治的平台上,异端往往也可以发挥一定的良性作用,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即使最“恶”的异端、最邪的教,其“邪恶”也会受到必要的制约,甚至改恶为善。例如法家,在正常社会里,没有弄“权”使“术”仗“势”的机会,其重视法制、严格执法的一面还值得弘扬呢。

   所以,对于各种异端,儒家在明辨、透论、严批它们的思想错误的同时,也有不同程度的认可。不少异端,如利他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都是通往儒家的良好阶梯。

   对佛道两家,儒家更是视为辅统。因为佛道两家与儒家不仅爱人救世精神相通,对心性的认识也颇多一致,分而言之,证悟各异,各有特征,合起来,形成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心性论。

   佛道两家对心性的认证穷高极深,但对比儒家,终究未能穷源彻底。儒家天人不二、心物一元、万物一体、理一分殊诸论及性本善思想,都是从儒家大中至真的心性论中展开的;儒家的恕道孝道、和谐追求、经权思想、救世精神、外王学说、大同理想等等等等,无不根源于此。

   对于仁本主义、仁义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对于儒家心性论的高度真理性,我常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叹,岂仅一般民众?大多数知识分子乃至所谓的儒家,又有几人真正“知之”呢。呜呼!

   五古今一些佛门大师禁止佛徒研究外道之学,宋明一些理学家亦戒门人读佛经,是被我视为一种思想狭隘和不自信的。

   儒学乃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易》)、“参赞天地之化育”(《中庸》)的真知大道,对于各种异端外道之学,不仅不宜禁止,还应主动与世出世间各种学说开展争鸣并汲精取华为我所用。

   不过,程朱排佛,虽有其狭隘处,乃时势使然,我们不能不对之抱有一定的历史同情。当时儒门淡泊,收拾不住,有智有志之士纷纷投入佛门。当时理学家为了应对内忧外患,不得不对佛教有所排斥。(另复须知,当时理学对佛教的排黜,以义理批判为主,最严重的也不过某些理学家戒门人读佛经而已,就是用现代眼看也是相当文明的。)

   程明道曰:“儒者其卒多入异教,其志非愿也,其势自然如此。盖智穷力屈,欲休来,又知得未安稳,休不得,故见人有一道理,其势须从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无阻,则更不由径,只为前面逢着山,逢着水,行不得,有窒碍,则见一邪径,欣然从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碍者,何也?只为不致知。知至至之,则自无事可夺。今夫有人处于异乡,元无安处,则言某处安,某处不安,须就安处。若己有家,人言他人家为安,己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归异教者,只为于己道实无所得,虽曰闻道,终不曾实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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