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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第十二章 祈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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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暧昧的邻居》(光明日报出版社)
·《暧昧的邻居》目录
·引子
·一:《日本管窥》与《日本人》•翻译老田•日本的“小”
·二:幸福的母亲•无人照看的“红富士”•花岗惨案旧址
·三:“拆碑会”与“护碑会”•护国神社•尹奉吉
·四:三根山•观音与战犯•丹羽庄
·五: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六:松冈环•两个老兵的回忆•中日文化交流的困局
·七:一个人的图书馆•天皇诏书•《无言的幽谷》
·八:在路上的王选•天皇的宫殿•对日索赔之难
·九:靖国神社•万爱花的下跪•日本人的募捐
·十:日本的外交目标•社民党的衰落•班忠义
·十一:生鱼片•曾经在地图上消失的“恶魔之岛”•广岛的红灯区
·十二:广岛原爆资料馆•千只鹤•吴港
·十三:本岛市长•电视中的石原慎太郎•侦探故事
·十四:两个原爆资料馆•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崎的秋祭
·十五:春帆楼•“李鸿章道”•长州炮
·十六:光武金印•古地图•日本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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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光与影》(东方出版社)
·《光和光的背面:我的美国之旅》目录
·一:“我们是吹口哨的人”
·二“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三“一分钟人”与来克星顿的枪声
·四:不要遗忘历史那黑暗的一页
·五:布什:一半是火,一半是冰
·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八:劳拉:从图书馆馆员到第一夫人
·九:马车上的阿米西人
·十:美国人是公民,也是志愿者
·十一:墓碑之美
·十二:那栋朴素的小房子
·十三:记一位在“九•一一”中罹难的弟兄
·十四:瓦尔登湖:大地的眸子
·十五: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总统
·十六: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十七:希拉里: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十八:耶鲁与中国
·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二十:最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光与光的背面》后记:“八仙”还是“九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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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拒绝谎言》(香港开放杂志社)
·《拒绝谎言》目录
·包遵信序《拒绝谎言》: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气
·刘晓波序《拒绝谎言》: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
·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
·就本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劳动合同纠纷致读者的公开信
·末路的狂人与末路的主义——论米洛舍维奇的垮掉
·一代新人的觉醒和受难
·丧钟为谁而鸣
·朱熔基总理,请您尊重台湾的民主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中国大地上的毛幽灵
·薄熙来的“神光圈”
·论邓家菜馆的倒调
·同胞之间的杀戮
·愚蠢的“远攻近交”
·谎言王国迫死说谎者
·"幸灾乐祸"的文化背景
·从杨子立等人的遭遇,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流沙河笑谈“一毛”——百元人民币“变脸”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谭其骧与毛泽东
·为了在阳光下生活——读北明《告别阳光》
·台湾的选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哈维尔的态度
·谁出卖了中国?
·一百步笑五十步
·中国知识界的堕落和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从身体囚禁到心灵控制——我所经历的军政训练
·从北大的堕落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才化
·黎明前的黑暗
·俄罗斯悲剧与极权主义后遗症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李敖的堕落
·辞职的勇气与生命的价值
·从“小说反党”到“电影救党”
·毛毛笔下的毛泽东
·美国是魔鬼吗?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真话与饭碗
·余华的奴性
·走出坚冰的金大中
·我们为什么要申奥?
·无法告别的饥饿
·“瀑布模式”的新闻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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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来源:观察

伍渭文简历


   一九四九年生于香港,一九七二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主修历史地理。一九七五年,毕业于中国神学研究院,获道学硕士学位。一九八二年于美国圣约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一九八五年于美国路德会协同神学院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主修历史神学。
   伍牧师过去一直致力于教会牧养及神学教育的工作,多年来在香港、北美及台湾的教会有着丰富的牧会经验。曾经担任中国神学研究院讲师及实习教育主任、台北关渡基督书院副教授兼校牧及教务长、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实用神学教授及教牧学博士课程主任、播道会活泉堂牧师、深水涉崇真会牧师等职务。二零零零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现为大学的校牧。

采访缘起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办的基督教文化节。当我抵达中文大学的时候,前来迎接我的是校牧伍渭文先生。那时,我还不知道“校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因为以我就读北京大学的经历和以我对内地大学的了解,我根本不知道大学中有“校牧”这一职位。此前我也有过到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机会,知道崇基学院的基督教背景,但尚未与崇基的师生有过联系。
   第一次接触,我便感到伍牧师是一位让人如沐春风的长者和学识渊博的学者。一个多星期的活动,他很多时候都与我在一起,我在神学上也有机会多次向他请教。在文化节上,我先后作了五场专题演讲,触及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和家庭教会维权等“敏感”话题。伍牧师并未像我在其它许多地方演讲的主持人那样,不时地“好意”地提醒我“不要涉及政治议题”——近年来,即便在香港及海外的很多地方,我亦常常遇到此类提醒。相反,伍牧师对我提及的这些议题非常关注,他强调说,基督徒不应当“害怕”,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稣基督让我们有了信仰之后刚强壮胆。
   此后几年间,我每次访问香港都去中文大学拜访伍牧师。伍牧师通常都会约上对中国基督教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崇基学院院长梁元生教授与我一起共进早餐,校牧室及宗教文化社亦多次出面为我主办演讲会。当我用电邮将内地教会受到逼迫的消息发给伍牧师之后,他都会在主日崇拜中为我们祈祷。而近年来香港许多大教会和大机构的领袖,为了到大陆展开各项工作,愈来愈不敢为公义发声,对“老大哥”的恐惧深入骨髓。与此种情形相比,伍牧师对大陆弟兄姊妹的处境有着真挚的关切和同情,有一颗“好怜悯、行公义”的基督徒的良心。
   崇基学院是中文大学的四大书院之一,中文大学组建时,尊重崇基学院作为基督教大学的传统,校牧这一职位得以保留。在整个华人世界,这是公立大学中少数设立校牧的大学。崇基的校牧在大学教育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伍牧师在崇基校牧的职位上服务了十年之久,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我相信,未来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和教育独立之后,近代教会大学的传统将得以恢复,中外教会都会投入巨大的资源兴办大、中、小学,校牧必定成为基督教学校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职位。所以,我们应当从现在开始便来认识和探究校牧工作的重要性。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在崇基礼拜堂的校牧办公室中,以校牧工作为主题,对伍渭文牧师作了一次访问。
   

教师、牧者与学者的多重身份


   
   
   余杰:伍牧师,好几次时间都不凑巧,我到香港的时候你却刚刚离开,你到北京的时候我又正好不在。这次访问一直拖了半年多才得以实现。首先,我想听你谈谈个人信仰和事奉的经历。
   伍渭文:我的家庭没有基督教的背景,我是第一代基督徒。中学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基督徒老师,他每星期都带领学生开查经班。我有时去参加,但那时我很反叛,故意向老师询问很多刁难的问题,并无心追求真理,星期天也不去教堂。后来,有一天老师讲到圣经中的一段话:“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这几句话给我的心灵以极大震撼。不久之后,我便在一次布道会上决志信主了。
   余杰:信主之后,你很快便决定奉献做全职的传道人了吗?
   伍渭文:是的,信主之后我就颇为热心,想为神而工作。在念完中学之后,我就想去念神学,但是神并没有给我开路。我考进了浸会大学,当时还是浸会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我学习科目的不是神学,而是传理学,因为后来预备作传道,便转了历史地理系,我想我是惟一从传理转出来的,当时(到现在也是)浸会传理系较难进去。一九七二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想去念神学,但上帝对我说,你要先去工作,有了工作经验之后再念神学更好。于是,我就到一所中学当了三年的老师。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我发现自己很适合当老师,我很乐意跟青年学生们在一起。三年之后,上帝终于呼召我出来念神学。一九七五年,我进入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念书,是中神的第一届学生。
   中神毕业之后,当时学校鼓励我们牧会一段时间后到海外升学,试试我们的实力,学校为着长远发展,更设立师资培训计划,选派毕业生到海外去留学,学成回校任教。我们这一届有两名同学被选中,一个是温伟耀,他去了英国牛津大学;另一个就是我,我去了美国圣刘易斯的圣约神学院。我在这所大学获得牧养神学的硕士学位。然后,我又去协同神学院继续深造,获得教会历史的博士学位。一九八五年,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先到中神教书,也算是回报中神对我的栽培。然后,就遇到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六四”对香港社会的冲击很大,对我个人生命的冲击也很大。
   余杰:天安门惨案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忘却的伤痛,我发现在海外华人世界里,香港人在捍卫“六四”的记忆方面做得最好,每年“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都有数万人参加,二十年如一日,非常不容易。一般人认为,神学院里的老师,像是中世纪修道院中的修士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新旧约”,没有想到“六四”对你这样一位神学院的教师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伍渭文:“六四”发生之后,我更感到福音对中国的重要性,没有福音,这个国家将永远无法摆脱仇恨、暴力、和杀戮的恶性循环,不能建设真正和谐社会。此前我长期在香港生活,又在美国留学多年,对中国大陆了解很少,经过“六四”的震荡,我希望去中国人更多的地方工作,希望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以便能够“对症下药”,于是便去了台湾。我应赵天恩牧师的邀请到了台湾淡水基督书院,他刚接手当院长,我在学校教授圣经伦理学兼任校牧;在周未和星期天任台北礼贤会的牧养工作。
   在台湾,我体验到一种跟香港完全不同的文化,我感受到民国的影子,整个社会有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也许还有日治时代文化的遗留。比如,下级跟上级说话的时候,先要毕恭毕敬地说“报告长官”。这在香港是没有的。
   在台湾的两年与赵天恩牧师同工的经历,被他对中国大陆教会的爱、对大陆同胞的爱深深所感染,也学习到许多行政工作的经验,这一经验后来在我的校牧工作中尤为重要。
   余杰: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牧会的吗?
   伍渭文:我的牧会工作从更早的时候便开始了。一九七六年,我还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所在的教会播道会活泉堂的传道人突然离开,教会一时间没有了牧者。教会的同工们便说,既然你是神学生,你就来带领大家吧。那时,我还在念二年级,便硬着头皮在教会里开始牧会了。前两年是半职,接着两年做了全职,直到一九八零年我去美国念书。
   在美国学习期间,我在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春田城,奥巴马曾多年在那当州参议员,我在那里也帮助当地的华人成立教会,带领他们崇拜,一共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在美国念的是牧养神学,回到香港在神学院也教牧养神学。但牧养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没有实际的牧养经验,根本不能教好这门课。此前我有过一些经验,在这段时间,我又遇到几个没有牧师的香港教会,便在任教之余去当他们的临时牧师或者顾问牧师,从五十人的教会到三百人的教会不等,在不同的教会中获得了不同的经验。而且,我牧养过的教会有香港的教会、台湾的教会和美国的华人教会,这些教会的形态和背景各不相同,使我也有了如何与不同处境下的会众相处的经验。这种经验,让我在思考很多问题的时候,不再局限于“香港”一地,而有了一种“华人世界”的视野。
   一九九六年一月,我应邀去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教书。我在美国念书的神学院是路德会的背景,在神学上我受路德宗的影响颇大。一九九三开始,兼任为深水涉崇真堂的主任牧师,那是一家三百多人左右的,历史悠久的教会。那时信义宗神学院的华人教授很少,老师多是来自欧陆、北美的宣教士,崇真会属信义宗,我看到他们的需要,便由中国神学研究院转到信义宗神学院了。为了更专心研究神学和计划写作,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更辞了教会的牧养工作,专心神学教育,没有计划来到崇基学院作校牧。
   余杰:你是如何想到要做一名校牧的呢?校牧的工作与一般的牧师很不一样,对你而言是不是一种新的挑战呢?
   伍渭文:其实,我早在一九九五年就有机会到崇基来担任校牧。那时,前任校牧离职了,我被推荐应聘,我记得当时的院长李沛良教授第一次与我见面的时候,劈头就说:“我们需要一位有经验的牧师做校牧,若我是教会中人,我一定推荐最好的人才。这职位的影响性甚大。……为什么教会不积极推荐人呢?”那一次,崇基方面对我的经验和履历都表示满意。但是,崇真会的会友们都不愿我离开,他们劝说我留下来继续牧会;为了教会的需要,我婉却了崇基方面的好意。
   五年之后,崇基的校牧的职位又空缺了,他们再次来邀请我,这次不需要去应聘,直接就可以聘任我。我刚开始还有些犹豫,后来想到这个职位可以有机会跟年轻大学生在一起,向他们传达福音信息,学校也容许并鼓励我在崇基神学院兼课,加强校牧室和神学院的连系,有机会在课堂接触学生,这也满足了我教书的愿望,便向上帝祷告,等候请上帝的旨意。在等候期间,也征询一些长辈和同工的意见,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说,以我的经验和背景,非常适合这职位,于是我便请辞神院的教席,转到崇基学院作校牧,开始了一份全新的工作。迄今为止,我在校牧的职位上工作了十年时间,是崇基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牧,此前任职最长的是吴天安牧师,他当了七年的校牧,我打破了他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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