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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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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来源:开放杂志
   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香港记者蔡淑芳有很深六四情结.她参加今年元旦游行,举着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的标语牌。
   有一首最让我感动,关於“六四”的歌曲《历史的伤口》: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如果热泪可以洗净尘埃,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怒吼,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

   是的,那场血腥的屠杀,不仅是历史的伤口,也是现实的伤口。二十年之后,这道伤口仍然裸露,没有包紮,没有医治,没有癒合。这道伤口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包括一位名叫她的香港女记者。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蔡淑芳出版了《广场活碑:一个香港女记者眼中的六四血光》一书,作为对逝者的悼念,对生者的警示,以及对自己二十年心路历程回顾。

六四採访回来患上严重忧郁症


   一九八九年四月,蔡淑芳被她任职的媒体派到北京採访五四运动。当时她去找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寻求帮助,张婉拒说:“没什么好採访吧!两地制度不同,互不理解,最好还是不要去。”她并不负责大陆新闻,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报社人手不够,便拉壮丁式地派了这名二十五岁的年轻女记者北上。
   谁知,刚到北京,八九民运便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蔡淑芳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一历史性事件的直击者和见证者。在北京的一个多月里,她像战地记者一样四处出击,完成了数十篇新闻报导,有实录,也有人物的访谈。她六月四日凌晨最后和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了屠杀的过程。
   回到香港之后,她发现原来的那个世界破碎了,她写道:“劫后回来,畏光怕人,圈套在广场大牢的禁绝枷锁,围绕在纪念碑上的沉重脚镣,我成为受惊幽闭的精神囚徒。”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每天要吃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还经常靠酒精来麻醉自己。“六四”之后一年多,蔡淑芳撰写了〈黄泉路上独来独往〉一文,其中充满悲痛伤情,充满自责自虐:“六四那夜,我没坚持到底。我尝试过要留守到最后一夜,不跟随人群逃散。可是当官兵打人时,本能的反应是奔跑,意志无法战胜自然,命定我要接受那种命不该绝的苦困,那种想死又死不去的折磨。”

从死亡的幽谷中走出来


   蔡淑芳不是那种因“六四”而出名、而拥有种种可供炫耀的资本的人;相反,她的生命几乎被“六四”所摧毁,她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但是,让人敬重的是,几经挣扎,她终於从忧伤痛悔中站起来,从死阴的幽谷中走出来,成为一名活跃的人权活动人士和义工。她过着清贫的生活,却一直默默无闻地、力所能及地帮助六四伤残者和六四“暴徒”。她一直在回忆,在写作,在记录。经过二十年的风雨路,她出版了这本《广场活碑》。在自序中说:“我能做该做的就是拿当年採访时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公之於世,把血光映照出来的点点滴滴的血与泪,附带着个人软弱无力的梦呓呻吟,结集成活下来作见证的碑文。”这不是一本引人注目的畅销书。但是,我更看重像《广场活碑》这样的由普通人撰写的“六四史”。

与八岁的儿子谈六四


   六四像一块碎玻璃一样扎入蔡淑芳的头颅里,永远也取不出来。在《广场活碑》中,最让我震撼的是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写到的与儿子之间的一段对话。那是纪念“六四”十周年的维园烛光晚会,她带着八岁的孩子一起参加。在目睹了血淋淋的“六四”屠杀之后,蔡淑芳曾经一度不想要孩子,她看到这个世界最暴虐最残酷的一面,不敢让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丑陋的世界上,后来,孩子还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与她一起走这段不容易走的人生路。
   那天,孩子看到画册上有妈妈的照片,便好奇地问:“妈妈,你是出了名的人?”蔡淑芳这才第一次跟八岁的孩子细说当年那夜在广场上,怎样面对军队开枪,怎样躲避头上的流弹,看到有人倒在血泊里,最后看见坦克驶入广场。孩子还没有听完妈妈的述,就抢白说:“妈,我去拿刀剑机枪来帮你打退他们。”她对孩子说:“他们用的是真枪实弹,还有坦克。”孩子想了想说:“好,我用原子弹去炸死他们。”当下,蔡淑芳心里更加恐惧不安,对儿子说:“学生手无寸铁,坚持和平非暴力,绝对不能以暴易暴。”儿子当然不能理解,没听进去,继续不断地想用更超级、更先进的武器来对付他们,一心想帮妈妈报仇雪恨。
   这样的痛苦真该不该让下一代人继续背负呢?蔡淑芳写道:“到儿子长大以后,我再没有向他提起我的六四伤口,不想让血腥暴力继续在他的心灵滋长,而他也不太愿意再跟我们一起去参加烛光集会。”是啊,爱与公义,真相与和解,如何才能变成我们的现实?何时才能临到中国的大地?我们自己已经背起了那道黑暗的闸门,但我们的下一代不应当继续这样的命运,他们应当生活在光明之中。
   在中国大陆,六四依然是一个言论禁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海外华人,对“六四”的态度也发生了悄悄的转变。从对政府血腥镇压的无比震悲愤,转变为目前逐渐的淡忘与麻木。尤其因成功举办奥运,大众对六四的态度越来越暧昧,甚至冒出不少六四镇压有理的论调.我们一批海内外基督徒起草的关於“六四”二十周年的声明,希望以广告的形式自己出钱在《世界日报》刊登,居然被拒绝,因为他们害怕得罪比我们财大气粗得多的广告主。我想,这些人应当读一读蔡淑芳的《广场活碑》,读一读蔡淑芳像耶利米那样彻夜不停的哀歌。

将六四内化到自己生命中


   蔡淑芳是天安门广场的倖存者,她活了下来,从此便为死者而活。二十年之后,在那个曾经血流成河的广场上,党国魁首们趾高气扬地举行阅兵典礼;二十年之后,愤青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奋力争民主争自由,而是像法西斯分子那样叫嚣“大国崛起”。我们这个怯懦而卑贱的民族,大多数人屈服於权势与暴力而享受这暂时坐稳了奴隶的境遇。这个世界确实变化太快,但比这个世界的变化更快的是人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然而,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变,他们像堂吉柯德一样与风车作战,像西西弗斯一样推着石头上山,像摩西一样执着地从黑暗的埃及走向美好的迦南地,比如刘晓波,比如杨逢时,比如朱耀明。蔡淑芳也是其中的一员,她不是墙倒众人推当中的那一个,而是疾风来临时的那一根劲草。蔡淑芳将六四内化到自己生命中。为此,她经受了多少心灵的煎熬与现实生活的催逼啊,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就已经半白了。她的二十年,丝毫不比那些挈妇将雏、漂泊海外的流亡者们好过,正如苏晓康在序言中所说:“我们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却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与天伦之乐。她囚禁自己,不比狱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为每年六四维园烛海里的一点烛泪.她陪整个民族受难.”是的,香港维园一年一度的烛光晚会,坚持了二十年而始终没有散去,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蔡淑芳这样的香港人的存在。有这样一群人,香港不会沉沦;有这样一群人,中国不会沉沦.
(2010/02/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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