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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学者中,在对宪政问题的研究上,张博树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六四”惨案之后,张博树痛定思痛,沉潜二十年之久,以厚厚六卷本的《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完成对“六四”先烈特别的纪念以及对中共党专制体制的历史性批判。同时,他撰写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系列报告,为转型中国之未来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贡献了一份具有实践和操作可能性的文本。
   
   从某种意义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发表的备受世人瞩目的《零八宪章》,可以看成张氏“宪政报告”的一个缩写本——虽然此前《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与张氏并无深入“切磋”,但殊途同归、英雄所见略同。张博树与刘晓波,一个在理论层面庖丁解牛,一个在现实层面单刀直入,堪称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双子星座”。
   张博树所著的《中国宪政可行性研究报告》一书,包括《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这一“主报告”和“俄罗斯、东欧民主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台湾民主转型与政治现代化对大陆宪政改革的启示”这两个“附件”。中国历史的发展固然有自身的逻辑规律,但在不同层面上,苏东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社会背景与特征均有相似之处,完全可以用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将苏东和台湾的经验与教训引以为镜鉴。可以说,三者在宪政转型中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长期以来被神圣化的、从“帝国”到“党国”的政治遗产。

   “六四”之后,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中共原有之意识形态,在大屠杀中颜面扫地、灰飞烟灭。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国民对这些意识形态还心存一种理想主义的认同,那么九十年代之后它们已经彻底沦为“公开的笑话”。中共为了恢复其统治的合法性,祭出了爱因斯坦所说的“流氓手上最后一张王牌”,即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纳粹在短短几年间便在德国兴起并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是靠希特勒的个人领袖魅力;而中共领导层中并无希特勒式的具有卡里斯玛特征的人物,因此只能通过长达二十年系统性的、水滴石穿式宣传和教育,才使得其“洗脑术”收到相当之成效。从毛泽东时代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胡锦涛时代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大国崛起”,成为中国人饭碗中每日必定服用的迷魂药。一种“前法西斯主义”的、如同阴沟中的气味,正在中国的大地上渐渐发酵。
   古代以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大一统”的历史观,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列强欺凌和瓜分的悲情,被中共当局巧妙地化为“大国崛起”的迷狂,而很少有国人深思这个“大国”的本质是什么、“崛起”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许多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对“六四”一无所知,更遑论反右、大饥荒和文革了;他们笃信邓小平倡导的“发展就是硬道理”,而掩面不顾这种“不科学的发展观”对人权的剥夺、对环境的破坏和对公正的践踏。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驻华记者齐福德在《312号公路》一书中,写到他与上海的几名在跨国公司工作、又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年轻人的对话:这些年轻人毕业于名牌大学,会讲流利的英文,他们是典型的都会新中产阶级。“他们不会像一九八零年代末的前辈那样,上街头要求更多的民主。他们享受繁荣的成果,他们支持共产党,因为党给了他们在其他状况下得不到的机会。”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上海的时候,与之“对话”的数百名上海的青年精英、学生党员和共青团干部,亦属于此一阶层。这样的中产阶级,显然不是支持宪政转型的健康力量。可见,中产阶级的兴起并非宪政转型的必然因素。相反,作为既得利益群体的中产阶级,有可能是“党国”体制有力支持者。
   在这本书中,张博树深入阐述了中国宪政改革必须面对的两个背景或传统:其一,是两千年的皇权专制的历史传统,这是一种前现代的以天子个人权力为中心的皇权专制制度;其二,是中共执政六十年形成的“党专制”传统,“这是一种从理论意识形态到实际组织构造完全统一了的制度形态”。“党国”是“帝国”衣钵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如果说古代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朕即国家”,天下为天子之天下;那么,今天的共产党便是国家的象征,张博树将“党专制”的表现概括为五个方面:党掌握并控制全部国家权力的创设和运行,党控制全部选举过程,党不允许任何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力量的存在,党保持对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党垄断意识形态解释权。通过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和二零零九年的六十周年庆典,“党国”体制再度被神圣化:奥运会,与其说是中国的奥运会,不如说是中共的奥运会;六十周年庆典,与其说是建国庆典,不如说是中共建政庆典。中共在奥运会和六十周年庆典上的种种丑陋表现,再次证明了法国思想家基佐对专制统治的描述是何等准确:“专制统治众多的缺陷之一,就是随着它财富的减少,它所需要采取的紧急措施就越多;它越虚弱,就越需要浮夸;它越贫穷,就越想花钱。”然而,奥运会和六十周年庆典是不能批评的,共产党也是不能批评的,批评便意味着“不爱国”甚至被扫入“卖国贼”的垃圾堆。
   “党国至上”是一切现代极权主义的价值基础,也是宪政转型的最大障碍。“国家的神话”的始作俑者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黑格尔在《伦理体系》里说:“国家是自我肯定的绝对精神,它不承认任何善和恶、可耻和卑鄙、诡计和欺骗的抽象规则。”正如恩斯特?卡西尔在在《国家的神话》一书中分析的那样,对黑格尔来说,“国家不仅是‘精神世界’的代表,而且是‘世界精神’的化身。
   圣?奥古斯丁把‘尘世的权力’看作是‘神圣的权力’的畸形怪变,而黑格尔却在这种‘尘世的权力’中看到‘存在于地上的神圣理念’。这是一种完全新式的绝对主义。”当党国被神圣化、偶像化之后,此前所有的判断是非的标准都发生了改变,这是一种价值的变换,这是一种个体的丧失,“按照这种重新评价,国家就不再有任何道德义务了。道德适用于个人的意志,不适用于国家的普遍意志。如果对国家有任何义务的话,那就是保存自己的义务。”由此分析现今中国愤青们的心理状态,他们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国家神话”的牺牲品,只是他们已经意识不到罢了:“政治神话的行动方式活像一条毒蛇,它在攻击其牺牲品之前先努力对其进行麻醉,使人们没有怎么抵抗就沦为它们的牺牲品,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就已被击败和征服了。”
   党国的神圣化,必然带来领导人的神圣化。在中共建政六十周年阅兵式上高举的毛、邓、江、胡这“新四人帮”的画像,便凸显出个人崇拜在今天的死灰复燃。专制制度呼唤个人崇拜,即便没有偶像也要炮制出偶像来;而宪政制度在本质上是反对个人崇拜包括“人民崇拜”的,也惟有宪政制度才能让党国去神圣化和去偶像化。个人先于国家,而不是国家先于个人。执政者为公民服务,而非接受公民之顶礼膜拜。这便是现代宪政民主之精义。法国政治学家菲利普?尼摩《什么是西方》一书中指出:“执政者不仅是普通人,而且是一些有可能变得更坏的人,事实上,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所以被置于有可能犯更严重的罪行的境地。……应该监督他们,防止他们滥用权力损害他人,因此建立一些制度,使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只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力。普选、定期选举的规律性、政府面对议会的集体领导责任制就是公民社会对这种持续监督制度的最简单和最可靠的体现。另外,因为它有可能不足以确保这种监督,所以应该明确地保留使用反抗手段的可能性,即洛克提出的‘反抗压迫的权利’。因此,国家只有在它满足于自己的工具角色而不再宣称是一个绝对存在者的时候才是合法的国家。”那么,这样一种“有限国家”和“党国分家”的国家,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中国成为现实呢?
   张博树指出,解构党专制、建设民主中国有九个具体的领域,即:政党制度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议会制度的改革、政府制度的改革、司法制度的改革、宪政国家机构的改革、军事制度的改革、新闻制度的改革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如果说这九个领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么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中国宪政改革不仅是政治体制意义上的改革,而且是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换言之,就是形成“一种健康的、建设性的、名副其实的现代公民文化”。在这里,作者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他未能进一步探究“公民文化”的信仰根基。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积淀深厚的皇权专制文化传统与党专制之间的内在亲和力”,使得中华文化难以实现“自我更新”,因此必须引入一种能够使之“脱胎换骨”的信仰和价值体系,这就是基督教。加尔文主义者、美国宗教活动家盖柏指出,在国家之外,有四个领域,是人们根据赐予的不同恩赐发展出来的,上帝已经为之创造了秩序和律例,这四个领域是:个人领域;大学、行会、会社等集体领域;家庭与婚姻的家庭领域;地区群体(如城市等)的自主性。这些领域不能被国家强逼去跟随国家的权威,国家的任务仅仅是协调和激发人民把上帝的恩赐用于整个社会。
   中国近代以来几次转型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众多新式知识分子欣然接受民主与科学,却顽固拒绝民主、科学的源泉——基督教信仰。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几乎所有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支持非基督教运动,而无视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如果没有对上帝的信仰,人心中的空缺便始终需要寻求偶像崇拜,进而接纳建立在党国神圣化之上的专制制度。如果不重视宗教信仰自由,那么人的其他自由便有可能被权力者所剥夺,最终沦为一无所有的奴隶。这是中国过去两百年甚至两千年悲剧的根源,也是中国未来走向宪政共和的道路上必须迈过的一个门槛。“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馒头”,这样的历史的循环,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有可能终止吗?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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