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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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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儒分子反华势力

   反儒分子反华势力

   儒家与中华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同体共生,密不可分。反共不一定反华,反儒家、反中华文化则是真正的反华。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以来包括鲁迅、柏杨在内的诸多名家斗士多是反华分子。

   当今某些“自知”(自由知识分子)、“独知”(独立知识分子)、民运人士及所谓的文化基督徒也不例外。不论国藉为何,这些人在文化意义上已非华人,而且,比起大多数秉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知识分子更加反华----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及西方政府倒更有亲华乃至“中华”的味道。他们“反”的水平、动机因人而异,但对中华文化的污蔑诋毁和否定则是相当一致的,与文革红卫兵的反孔灭儒精神一脉相承。

   华国锋时期有著名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某些自由民主人士可谓另一种“凡是派”:凡是西方的都文明优秀,都精华,凡是中国的儒家的都野蛮落后,都糟粕。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后来成了笑柄,当时却俨然“真理”;新“两个凡是”在很多国人眼里仍俨然“真理”,“新凡是派”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危害与专制主义及老“凡是派”异曲同工。

   (值得一提的是,囯内有一批“兴汉志士”,虽高举着华夏及儒家招牌,其实对华夏精神、儒家义理多不了解、更不认同,特别擅长无理攻击、无礼侮辱、无实诬蔑、无聊诋毁、无耻诽谤。他们只是将儒家、将仁义道徳当作装饰及某种工具而已,实质上反文明反道徳,实质上同样属于反儒反华势力。对于此辈,“汉民族主义”也不过是一种逐利及实现某种野心的工具。例外的是《新汉网》,虽打“民族主义”牌,但比较不那么狭隘,与其它“汉民族主义”有异,可称之为“新民族主义”。)

   “物非我辈终无赖”,反儒反华人士无论多么有知识多么聪明,大多是不可信不可靠不可交、在一定时间框架内也是不可教的人,因为“所知障”重,他们比仅仅没有知识的小民更不可教。

   而且这类人物中不少是重度的谎谣“瘾士”。东海当年有一短文《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不撒谎,不作恶》,居然曾被一些“反儒志士”们斥为“道徳大棒”,足见此辈是完全没有道徳底线的。

   东海当年一味善眼看人、真心信人,直到上过无数恶当“善当”、吃过不少大亏小亏之后,才逐步明白过来,并得出一定律:反儒的社会,必是文化普遍贫困的社会;反儒的群体,必是智慧普遍残缺的群体;反儒的“英雄”,多是道徳匮乏的人士(当然,以上论断是总体上概乎言之,具体到个人自有例外。反儒阵营也有品德优秀者及东海的朋友。)

   凡我儒者,卫道有责。对于形形色色思想上、文化上以及政治上的反华分子和势力,我们既要尊重他们的言论权,又要真言直发、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清算和文化批判。以大中至正的“道理”批驳、摧破古今中外各种歪理邪说和谬论,原是儒者的责任。

   道理上先天不足者,大多害怕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在“理”上的错误愚昧、“事”上的落后荒唐被指出,理屈词穷,往往反骂别人是骄傲狂妄攻击毁谤,其实这才真是骄傲狂妄攻击毁谤呢。同时,一些反华分子对儒家的批评不是理性讨论的方式,而是采取曲解歪释、无线上纲、无中生有等各种手法,亦与诬蔑毁谤无异。

   可悲的是,一些儒者或力小气乏、怕背上攻击毁谤之名,或见低识浅、对自家义理认识不足,也不敢与人讲道理,而喜欢以“和为贵”之言为自己开脱,把“和为贵”等同于“苟同为贵”、“和稀泥为贵”了。

   或曰,无知之徒难以理喻,辩之无益,何必与人争一时之长?确实,辩场上难以理喻者众。不过,多数时候辩论不仅是为了启蒙对方。对方服理当然好,对方不服,可以辩给他人看,辩给后人看。对他人讲理、与他人辩理、助他人明理,也是修身的方式之一。争理,是为了明理弘道,可不是与人争一时之长。故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东海老人200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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