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士的大作中提出：“究竟如何看毛？如何理解毛掌权的那段历史？”
   这的确是“一个争议颇多、又颇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对此，文中称：“我以为，毛是个独裁者，这毫无疑问；但他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敛权之徒。作为共产党人，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夺取政权做一个太平皇帝。他还要奋斗去建设一个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符合中国人‘大同’理想的‘人间天堂’，甚至想以此为世界人民做出榜样。‘继续革命’的确是实现毛式‘人间天堂’的基本纲领和具体途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的基本主张理解为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逻辑的话，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主张就曾是20世纪50~7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支配中国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特殊逻辑。我们要把二者做适当的区分，才能更好地厘清这段历史的基本脉络。”

   
   尽管“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和毛的“继续革命”确应区分，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苏东波”已宣告了前者的破产，此前十二年的中共三中全会（更准确地说是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已为后者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述两个“革命”都遭到了“实践”的否定，再来仔细区分两者之间的不同，也许还有理论研究之需要，实际上却似乎意义不大了。
   
   我们还是回到对毛的评价这个问题上。诚如张博士所言，“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西方不少学者更认定毛是“理想主义者”。这或者不无道理。但更值得探究的是：毛是个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者”？
   
   窃以为，运用“实践”这把尺子来量度，毛是个断章取义走火入魔的“理想主义者”；是个刚愎自用气量狭小的“理想主义者”；是个口蜜腹剑出尔反尔的“理想主义者”；是个不择手段人性泯灭的“理想主义者”。一句话，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借用林彪语）才得一见的混世魔王。
   
   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其实他只读过极其有限的几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他不懂英文，更不懂德文；数学成绩差，不懂微积分。《资本论》他从未通读过，即使翻过几页也不可能明白。《反杜林论》充其量囫囵吞枣浏览过，也必定是似懂非懂。他概括称：“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浓缩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是他的全部“理论素养”所在。曾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实践论”、“矛盾论”，“实际上是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泽东写的了。”（庄重：《《毛泽东选集》真相》，《开放》杂志，2009年10月号，61页）
   
   斯大林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此语不假，我们不应因人废言。毛以及以之为祖师爷的中共既然“没有革命的理论”，所进行的也就不可能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只能是挂着“马列”招牌的农民“造反”，与历史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起义”本质完全一致，纯属“改朝换代”而已。
   
   不同的是，毛打下江山，坐上龙庭之后，异想天开，走火入魔，要当世界革命的棋手，搞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曾经不可一世的大独裁者成了孤家寡人，身边没有任何亲人，在极端寂寞中呜呼哀哉。其“理想”被证明为彻头彻尾的狂想！
   
   毛自称有“虎气”，“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侃侃而谈，让手下学习刘邦的“豁达大度，从善如流”，不要当听不得不同意见的西楚霸王，“老虎屁股摸不得”，否则会落得“别姬”的下场。如此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却是“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人，不照己。
   
   例如，50年代初，胡风上三十万言书对文艺政策建言，完全是行使公民权利，他却钦定之为“反革命集团”，亲自下令将其下狱。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写信给他谈“大跃进”存在的问题，意在补救当局的失误，使面临断炊绝境的百姓得以活命。却被横加“反党”罪名，一巴掌打入冷宫。1962年刘少奇揭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实情，他怀恨在心，不惜发动“文革”将其打倒，造成十年浩劫，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凡此种种，足见其本人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最终逃脱“别姬”和“乌江自刎”的结局，算是侥幸。但其丑恶的真面目，已被越来越多的国人识破。其顽固坚持的“理想”，十足是具有正常思维的普通民众的噩梦！
   
   不可否认，毛舌灿莲花，文才出众，否则也不会在刚过而立之年成为孙中山赏识的青年才俊，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实际主持部务。对于当时的国民革命及北伐大业，他不无寸功。但此人深受列宁的“共产邪说”蛊惑，煽动阶级仇恨，其所激赏的湖南农民运动实质为“痞子运动”，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形同水火。
   
   至1927年夏苏俄及中共势力坐大，国民党不得不实行“清党”，毛迅即落草为寇，成为鲁迅所称的“山大王”。在紧握枪杆子的同时，其笔杆子也未尝放下，特别是自抗战起10余年间，在一批难得的干才如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倾力协助下，毛使尽浑身解数，舞文弄墨，摇唇鼓舌，炮制了一批漂亮文章，赢得了文宣的优势。其花言巧语，尤其连篇累牍的“民主”言论，令广大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受其迷惑，误以为真而心向往之。
   
   不过，毛生性乖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朝令夕改，喜怒无常，登基后尤其变本加厉，往往令手下及臣民莫衷一是。1957年春号召干部群众大鸣大放，帮助中共“整风”，宣称“言者无罪”。曾几何时，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一片赤诚，慷慨陈词，却被毛诬指为“向党猖狂进攻”，扣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如山大帽，并赶制“劳动教养”的非法条例，加以残酷迫害。至少55万“右派”沉冤莫辩，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全军覆没。神州大地万马齐喑，言路尽塞，从而为其后紧接着的大跃进与大饥荒打开了大门。
   
   如此言而无信，公然“引蛇出洞”，还要以“阳谋”自诩。毛身为罪魁祸首，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堪称世所罕见。
   
   毛天生异禀，有别常人。他以“反潮流”为傲，价值观出人意料，道德感极为另类。据其侍从回忆称：有次在中南海住地看香港古装片，内容是青年书生甲、乙同时爱上某富家小姐，某日小姐失足掉入花园中一口深井。甲舍身下井救人，讲好乙在上面接应。不料甲在井下将小姐托至井口，乙接过小姐后却把井口封住，企图使甲困死井下。后甲侥幸脱险，终与小姐成亲。看完影片，侍从们无不唾弃乙之卑鄙阴险。毛却独持异议，认为乙之利己行为出自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反而是甲太过迂腐，下井前应作好两手准备，提防乙加害于己。此番高论，令侍从们惊诧之余敬佩莫名，自愧不如“主席”之高瞻远瞩，见识超凡。
   
   见微知著。由此可见毛品格之一斑。要言之，《三国演义》曹孟德杀死吕伯奢一家时，所秉持的准则：“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是也。换句话说，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可以不择手段。“仁义道德”，妇人之仁也。“人民救星”焉能如此婆婆妈妈？
   
   对此，毛毫不隐讳。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对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首脑讲话时，他就声称如“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中国死三亿人，世界死一半人也不要紧，一样实现共产主义。各国共党首脑闻之瞠目结舌，感到不可思议。
   
   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正如其诗句所云：“撒向人间都是怨”，对之理应如送瘟神一样，“纸船明烛照天烧”！不是吗？
   
   （0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