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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吗?

   ---与张博树博士商榷
   
   拜读张博士大作《用新的史观重读“60年”》,对其立志构建“新的史观”、 “新的理论”和“新的观察历史的框架和方法”深感敬佩。
   
   按照张博士的阐释,“这些理论要足够系统、深入,它不但能够对人们熟知的史实给出新的理论阐释,而且能够从整体上分析历史的演进过程,分析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向极权主义执政党演变、最终变成如今的权贵党的‘历史可理解性’,……等等,从而在根本意义上解构当权者的现存意识形态。”

   
   如果这样的理论得以产生,自然是关心祖国命运的炎黄子孙一大福音。问题是,所谓“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向极权主义执政党演变……”,此一命题本身就令人质疑。要言之,中共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吗?
   
   为此,我们不妨“对人们熟知的史实”作一简略的回顾。
   
   如所周知,1921年7月诞生的中共,一开始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苏联卢布”豢养的。“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尽管陈独秀曾经抗拒接受俄国人的摆布,但很快就不得不屈服。而苏共的指导思想是列宁主义,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与马恩晚年的主张大相径庭。尤为突出的是,它是极权主义的执政党。因此,跟着其指挥棒转的中共也必然走上极权主义的道路。此其一。
   
   不可否认,中共最早的成员都是民族精英,他们满怀救国救民的理想,为此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其献身精神使人敬佩不已。然而,他们信奉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而是歪曲了的俄国版。特别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充当共产国际的盟主,旗下各国共产党都要以苏联的利益为依归。这就不免与各国本身的利益有冲突。于是,中共也必然在坚持国际主义的前提下放弃民族主义。看似“朝气蓬勃的革命党”迅即沦为仰人鼻息的“儿子党”。
   
   所以,无论在20年代对待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上,或30年代初苏日爆发武装冲突的时候,中共的举措都备受批评。后一事件中,莫斯科提出的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而远隔数千里、盘踞于江西南部贫困山区的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竟也予以热烈响应,高喊什么“保卫苏联”。如此作为简直类似于后晋高祖、曾向契丹自称“儿皇帝”的石敬塘(892-942)!
   
   尤其令人齿冷的是,1941年4月13日苏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苏联“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共竟为苏联此一严重侵犯中华民国国家权益、“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反华行径辩护,是可忍,孰不可忍?什么“革命党”,有这样公然卖国的“革命党”吗?此其二。
   
   再就中共的“民主革命”目标而言,名义上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质是发动农村类似阿Q的流氓无产者,和极少数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所谓贫农(古华的《芙蓉镇》中王秋赦之流),野蛮地剥夺地主的私有财产,制造新的社会不公。如果说这样“消灭私有制”还可以引《共产党宣言》为“革命”依据,那么今天大陆的土地兼并和新型地主的不断涌现,岂不完全否定了当年的“土地革命”了吗?此其三。
   
   综上所述,中共从来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党”,只不过是在高度煽情的“共产邪说”下聚集起来的以农民为主的新式帮会。它没有任何严谨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只有一些七拼八凑似是而非的“革命假说”,加上若干哗众取宠的言辞或口号。因而即使打下了江山,入主中南海,宣告“革命胜利”,不过30年就出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当然,正如张博士所言,这里面确实有个问题:“如何理解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不要忘记,当年的共产党远比国民党弱小,但它却在20多年的奋斗中顽强生存了下来,在1945到1949短短的4年间迅速翻转了形势,打败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对此给出解释。”
   
   关于这个问题,徐庆全在《中共立国六十年政体的嬗变》中有这样的分析:
   
   自一九二一年中共立党以来,所打出的旗帜是解放无产者,解放被压迫者,并以此与已经存在的国民党政权相抗衡。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适时地抓住了民族生存和解放的话语权,赢得了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队伍不断壮大,逐渐形成了可以与国民党政权分庭抗礼的局面。中共以反对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为口号,赢得了大多数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党派或无党派的支持,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交锋的历史舞台上,中共更加强调反对一党专政,在政治又胜出国民党一筹。
   
   一言以蔽之,中共的文宣攻势屡屡奏效,人民不明真相,相信其“实行人民民主,摒弃一党专制”的承诺,上当受骗。(毛在中共“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称:“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
   
   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各级官员的接收/劫收与贪腐成风,更彻底失去民心。反之,“解放区”穷得叮当响,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均贫”生活方式,从上到下无人拥有私有财产;加上中共铁的纪律所限,干部自必清廉。这种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对国统区百姓无疑是极大的吸引。
   
   当然,造成以上结果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与历史积淀方面的原因。但仅从史实着眼亦可得其大略。
   
   至于共和宪政的发展以及对毛的评价,则说来话长,另文再议。
   
   (0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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