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博树博士商榷
   
   拜读张博士大作《用新的史观重读“60年”》，对其立志构建“新的史观”、 “新的理论”和“新的观察历史的框架和方法”深感敬佩。
   
   按照张博士的阐释，“这些理论要足够系统、深入，它不但能够对人们熟知的史实给出新的理论阐释，而且能够从整体上分析历史的演进过程，分析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向极权主义执政党演变、最终变成如今的权贵党的‘历史可理解性’，……等等，从而在根本意义上解构当权者的现存意识形态。”

   
   如果这样的理论得以产生，自然是关心祖国命运的炎黄子孙一大福音。问题是，所谓“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向极权主义执政党演变……”，此一命题本身就令人质疑。要言之，中共曾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吗？
   
   为此，我们不妨“对人们熟知的史实”作一简略的回顾。
   
   如所周知，1921年7月诞生的中共，一开始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苏联卢布”豢养的。“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尽管陈独秀曾经抗拒接受俄国人的摆布，但很快就不得不屈服。而苏共的指导思想是列宁主义，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与马恩晚年的主张大相径庭。尤为突出的是，它是极权主义的执政党。因此，跟着其指挥棒转的中共也必然走上极权主义的道路。此其一。
   
   不可否认，中共最早的成员都是民族精英，他们满怀救国救民的理想，为此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其献身精神使人敬佩不已。然而，他们信奉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而是歪曲了的俄国版。特别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充当共产国际的盟主，旗下各国共产党都要以苏联的利益为依归。这就不免与各国本身的利益有冲突。于是，中共也必然在坚持国际主义的前提下放弃民族主义。看似“朝气蓬勃的革命党”迅即沦为仰人鼻息的“儿子党”。
   
   所以，无论在20年代对待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上，或30年代初苏日爆发武装冲突的时候，中共的举措都备受批评。后一事件中，莫斯科提出的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而远隔数千里、盘踞于江西南部贫困山区的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竟也予以热烈响应，高喊什么“保卫苏联”。如此作为简直类似于后晋高祖、曾向契丹自称“儿皇帝”的石敬塘（892-942）！
   
   尤其令人齿冷的是，1941年4月13日苏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苏联“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共竟为苏联此一严重侵犯中华民国国家权益、“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反华行径辩护，是可忍，孰不可忍？什么“革命党”，有这样公然卖国的“革命党”吗？此其二。
   
   再就中共的“民主革命”目标而言，名义上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质是发动农村类似阿Q的流氓无产者，和极少数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所谓贫农（古华的《芙蓉镇》中王秋赦之流），野蛮地剥夺地主的私有财产，制造新的社会不公。如果说这样“消灭私有制”还可以引《共产党宣言》为“革命”依据，那么今天大陆的土地兼并和新型地主的不断涌现，岂不完全否定了当年的“土地革命”了吗？此其三。
   
   综上所述，中共从来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党”，只不过是在高度煽情的“共产邪说”下聚集起来的以农民为主的新式帮会。它没有任何严谨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只有一些七拼八凑似是而非的“革命假说”，加上若干哗众取宠的言辞或口号。因而即使打下了江山，入主中南海，宣告“革命胜利”，不过30年就出现“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当然，正如张博士所言，这里面确实有个问题：“如何理解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不要忘记，当年的共产党远比国民党弱小，但它却在20多年的奋斗中顽强生存了下来，在1945到1949短短的4年间迅速翻转了形势，打败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对此给出解释。”
   
   关于这个问题，徐庆全在《中共立国六十年政体的嬗变》中有这样的分析：
   
   自一九二一年中共立党以来，所打出的旗帜是解放无产者，解放被压迫者，并以此与已经存在的国民党政权相抗衡。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适时地抓住了民族生存和解放的话语权，赢得了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队伍不断壮大，逐渐形成了可以与国民党政权分庭抗礼的局面。中共以反对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为口号，赢得了大多数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党派或无党派的支持，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交锋的历史舞台上，中共更加强调反对一党专政，在政治又胜出国民党一筹。
   
   一言以蔽之，中共的文宣攻势屡屡奏效，人民不明真相，相信其“实行人民民主，摒弃一党专制”的承诺，上当受骗。（毛在中共“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称：“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
   
   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各级官员的接收/劫收与贪腐成风，更彻底失去民心。反之，“解放区”穷得叮当响，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均贫”生活方式，从上到下无人拥有私有财产；加上中共铁的纪律所限，干部自必清廉。这种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对国统区百姓无疑是极大的吸引。
   
   当然，造成以上结果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与历史积淀方面的原因。但仅从史实着眼亦可得其大略。
   
   至于共和宪政的发展以及对毛的评价，则说来话长，另文再议。
   
   （0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