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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推推推（之三）
滕彪推文选（2009.9.2-9.22）
中国人活都不怕，还怕死吗？据说是艾青之子在89年广场上喊出来的。 @blogtd 我要勇敢的活下去。因为不勇敢还真活不下去。
2007年在洛杉矶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会上认识林希翎老师。林老大病初愈，精神焕发，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她说，我死过一次的人了，什么都不怕了，我要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回国后我的护照被没收，初次相见竟成唯一一次。
反右泪河，文革血海，国殇反作国庆；
思想先觉，自由勇士，归去犹未归来。
滕彪挽林希翎联
林希翎的名言：“猴子要满意现实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都不会变成人”。 “不管哪一个国家，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政府、反现实的不满分子。这种不满应该是正常的现象。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要推动社会进步，就是要批评现实。一天到晚歌功颂德，粉饰天平，怎能进步？”
一位半夜审讯林希翎的老情报人员因林表现不驯，在盛怒之下吼道：“你看着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青青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
“双规”的对象为涉嫌违反党纪的党员。“双指”对象为非共产党员的官员。现在，“双规”、“双指”的对象已扩展至所有公务人员，包括国企领导、公务员、教师等。适用范围极大，不能简单看成什么黑帮内部的帮规。想想贺卫方是党员、杜导斌是公务员、许志永是教师。
当然，对孙志刚之死和彭局长之死，我们的情感是非常不同的。但涉及到法律、政治层面就得冷静些。@canghaiyisuca: 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互关联的，无论他们置身于体制内外。因此，从推动宪政转型、从天赋人权的角度，不应有人权双重标准的。但从个人思想和情感自由的角度，我理解那些“欢呼贪官死于恶家法”朋友的个人宣泄权利。
好吧，像有人说的那样，制造了不公正的、剥夺他人自由的不配享有公正——问题是，谁来决定哪些人不配有公正？按什么标准？是否需要证据和程序？错了怎么办？“人民”有不同意见怎么办？“不配有公正”是怎么个处罚法？凌迟？游街？
在刘涌案中，民众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无效”这种理论；更准确地说，并非不能接受这种理论，而是不能接受这种理论首先用在一个黑社会头子身上。滕彪：《司法与民意》
即使彭长建任内造成了很多无辜公民非正常死亡，也不能证明对他刑讯逼供是合法的。即使他被判有罪，也不能在监狱里虐待他。即使被判死刑，也不能随意侵犯他的尊严。任何人都一样。弱弱地声明：我为法轮功、良心犯、作家、普通公民辩护过、呼吁过。
跟老廖、冉匪、野夫等通话。电话那头传来廖胡子酒劲上来的狂笑：“我的护照律师自己的护照也弄没了，这也是个经典案例哈哈哈。”他十年十次申请护照未果，我曾为其代理。我的护照在去了4个国家后，也折腾没了。
今天的中共乃是手淫这一代，意淫下一代。戏仿李敖，闹反攻大陆的时候，他曾说国民党手淫台湾、意淫大陆。
有一个农民的地被征了，钱被政府给扣了，他拿着《宪法》小册子去找镇长说，你得按宪法来。镇长把《宪法》往桌子上一摔，说，你以为《宪法》是给你看的吗，这是给联合国看的！
分明是党庆、军庆、官庆，何来国庆； 到处有国安、公安、保安，但愿平安。 (滕彪原创对联)（@wk373改成分明是党庆、军庆、官庆，妄称国庆；到处有国安、公安、保安，何来平安。不错。）
如果说中国人富有耐心的话，那他们则更是出了名地冷漠。这同样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英国名著《汤姆求学记》中，汤姆临行前，母亲嘱咐他“要抬头挺胸，直截了当地回答别人的问题”，而中国母亲对儿子的临别嘱咐却往往是“少管闲事”…不关心公共事务总是比较保险。林语堂：中国人的冷漠
"绝对"献给国庆：无为安康，且末（莫）大庆； 共和长治，宜章（彰）民权。（对联由八个地名组成，分别来自皖陕疆黑、青晋湘豫）
“保护伞”？暧昧之词。根本就是官黑勾结、官黑一家。黑社会老大就是警察，怎么能叫保护伞呢？ bbc重庆大规模打黑“涉区公安高层”http://bit.ly/d8AKE
偶认为，论目前大陆公共知识分子的学问、担当、影响力等综合指数，超过秦晖的不会多于一手之指。
向秦晖致敬！法兰克福书展上戴晴发言时，官方作家文人集体退场。秦晖除外。
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的，这叫GFW！ @HighWang: 有一句说一百句是文学家，这叫文采；有一句说十句是教授，这叫学问；有一句说一句的是律师，这叫谨慎；说一句留一句是外交家，这叫严谨；有十句说一句是政治家，这叫心计；有一百句只说一句是出家人，这叫玄机…
用不著引經據典，正常的人都懂得，國慶的意義，全不在于激情的狂歡，全在于理性的反思。鮑彤 http://bit.ly/19tm5Y
在自由之家2009年发布的《世界自由报告》中，中国在政治权利状况上的得分是7，即最低级，没有自由；在公民自由状况上的得分是6.5，即倒数第2级，该级别共有中国古巴老挝等9个国家，最低的第7级即没有自由的国家有缅甸、北朝鲜、索马里等8个。
郭永丰刚才来电说他家被单独断电了。记得几年前刘军宁来法大演讲时，座无虚席，但开始前五分钟被断电了。凹凸酒吧也被断电了吗？断电是不是要像twitter一样流行起来？
当有人到一个国家，发现报纸只言好事时，那他就能确定好人被关进了监狱。美国政治家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1977
瑞芬斯塔尔的《意志的勝利》、北京奥运会和国庆大典、朝鲜大型团体操阿里郎，都是法西斯美学的代表作。
挂墙他不配，躺那他有愧，吃得还挺肥，泡妞他不累，丫就一纳粹，愿他万万碎 文化被丫毁 提他就崩溃 信他才愚昧 (综合推油回推) @ranyunfei: “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陈云如此评价毛泽东
卡尔.施密特主张，人民民主有三个标准：公开、欢呼、同质。人民乃是那种在广场上接受检阅、齐声高呼的具有同样观念、价值和目标的集会人群；只有鼓掌欢呼的方式才能反映人民的同意。匿名投票则是歪曲民主的伎俩。他仇视自由和多元化，高度赞扬法西斯民主。
在罪恶政治之下，某种“不谈政治”正是以卑劣的方式默许了罪恶的发生。除了积极作恶，沉默就是罪恶政治最希望的那种参与。
体制之恶并不必然免除个体责任。没有一个离开行动者的抽象体制，没有一个靠文字就能自动执行的法律。如果以失去思考力和判断力为借口而不负责任，如果把一切罪恶归于“罪恶的体制”，就等于放弃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及放弃了人自身的全部意义。
《面对暴力的思考与记忆》/滕彪
想起个笑话：两重庆人到北京旅游，在公车上看地图，甲：“我们先杀到天安门，然后再杀到中南海...” 乙：“要得，就按你说的路线一路杀过切。”不幸被同车群众扭送至公安，交代了N小时后被放出。甲乙来到天安门，郁闷,甲：“你浪个不开腔(枪)也？”乙：“你都不开腔(枪)我浪个敢开也？”话音刚落就被便衣按到。一周后两人走出看守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甲说：“勒哈安逸了，包包都着整空老，哪点去搞点子弹嘛？”门口武警冲上来将两人按倒。据说公安部下文件：为确保国庆顺利进行，严禁重庆人进天安门。
中国最大的问题或许是，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基本是一拨人。 @blogtd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有钱的人太少，有权的人太多。
1973年8月，两名罪犯在抢劫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职员，在与警方僵持了130小时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但受挟持的职员拒绝指控这些绑匪，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费用，他们感谢歹徒没有伤害他们，一女人质竟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随时可杀人的歹徒，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都会觉得是歹徒的恩赐和慈悲。对暴徒的恐惧转化为感激，甚至变为一种崇拜。此为“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十亿人质中有这种病的不少。
一位义人来到罪恶之城所多玛，对那里的人们说：“请不要再杀人、当小偷了。不要对罪恶麻木不仁。”他这样天天说年年说。可没人听他的。有人问他：难道你没看到这样做没用吗？他答：我知道，但我一定要这样做：一开始我想我必须大喊大叫才能改变他们。我现在知道我必须大喊大叫以免他们来改变我。
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中共《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界定法西斯主义不是看其受害者的数量，而是看其杀死受害者的方式。---萨特
弥天大谎比微不足道的假话更容易让广大群众上当。---希特勒
朋霍费尔：我的任务，不仅要照看在拥挤的马路上被疯子开车压伤的人，而且要尽我的力量完全制止他们开车。
曾与朋霍费尔关在一起的白斯特谈朋霍费尔：他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总是散布着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气氛，仅仅为他活着这个事实也总在散布着深切感激的气氛。
朋霍费尔：除非依靠磨炼，否则任何人也不可能了解自由的秘密。...自由并不在奇想联翩之中，而只在行动之中。
朋霍费尔谈乐观主义：在别人都已经心灰意懒的地方，它却是灵感、活力和希望的源泉；它能使人高高地抬起头来，争取自己的未来，绝不把未来交给自己的敌人。
毛语录：“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外加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毛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 ）
毛语录：“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 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的谈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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