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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提出的新课题

——再谈书生误国问题

徐水良

2009-1-17

   九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问题,如果从思想领域概括,就是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教条主义误国的问题,也就是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类知识精英,中国人称为“书生”的误国问题。中共建政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教条往往成为社会、成为许多人顽固的错误常识。万润南先生借称赞08宪章,称赞“回归常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的问题很复杂,绝对不可能靠回归常识的办法来解决。回归常识,至多是“拨乱反正”,而不是改革。只有正确的常识问题被人搞乱的情况下,才能靠回归常识的办法来解决。相反,由于马列主义自由主义两大教条,不同程度上变成社会顽固的错误常识,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回归常识往往就是回归错误。凡方向正确的改革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在对教条常识的突破中取得。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每个正确一步,都是对马列主义教条常识的突破;今后改革走要上正路,几乎每一步,也都要在突破自由主义的常识中取得。

   所以,对于我们,突破许多错误的常识,研究现实提出的新课题,特别重要。

   学渊兄批评《书生误国》一文说:中国“绝没有‘书生误国’、‘清谈误国’”的问题。这种绝对化的思维和绝对化的说法,显然是受那些理论教条的影响,因为过去的教条、习惯和常识,都是国家统治者误国,资本家误国;而知识精英总是被人们吹捧,很少有人认为有知识精英误国的问题,也即书生误国的问题。

   但是,对过去的理论教条、对那些并不总是正确的习惯和常识加以绝对化肯定,以及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和结论本身,显然都是不可取的。

   即使在自由民主的美国,也存在知识精英(中国人称为书生)误国的问题,更不用说在中国了。

   这次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就是知识精英,主要是经济精英(经济精英也包括经济学家)误国,CEO误国。它把一个全新课题,即知识精英阶层误国的问题,提上研究日程。

   长久以来,笔者一直研究未来社会走向人本社会,包括未来经济走向混合经济,人本经济,或者人本混合经济的问题。但由于对一些世界性难题,主要是公共公有化领域的效率和社会公正问题,包括国家和政府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公共医疗和教育领域,公有企、事业领域、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企事业,工会和政党组织等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私人企事业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没有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所以一直不能动笔。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又提出这个全新的课题,需要我们去加以研究。

   本文的开头,我已经说了,九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问题,如果从思想领域概括,就是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教条误国的问题,也就是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类知识精英误国的问题。因此,即使在过去,由于知识阶层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特殊的统治和领导地位,也存在他们误国的问题。

   而随着人类社会走逐步向信息社会,信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而知识精英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他们越来越取代原来物质社会的物质占有者,例如原来资本社会的资本家阶级的地位,而越来越成为社会实际的统治力量。

   造成这次全球金融海啸的,不是传统的资本家阶级,不是政府统治者,而是以CEO为主的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名义上,他们不是企业主,不是资产所有者,不是决策者,他们只是被雇佣的执行者。但实际上,他们成了完全的决策者,和很大程度上的实际所有者。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信息和实际执行中对经营权的把持,违背他们的雇主,即所有者——股东的利益,为自己谋取私利,终于制造了这次震撼全球经济的金融风暴。

   在过去许多年中,他们在股票市场,基金市场,期货市场,石油市场,贵金属和金属市场,房屋市场,金融及衍生商品市场,保险市场,等等等等,投机倒把,哄抬或打压市价,操控市场,兴风作浪。他们受到社会对知识精英阶层的尊敬和授权,却没有受到社会对他们应有的监督,最后,终于制造造成了失控、海啸和崩溃。

   而且,由于金融海啸事关全社会巨大的公共利益,国家和社会不得不承担和解决他们造成的恶果。这些知识精英获取了自己的利益,却把责任丢给国家和社会。

   在中国,由于一党专制的专制制度,没有言论自由,国家和一部分知识精英垄断和把持了话语权,自由主义者和主流经济学家制造了一系列谬论,来为特权官僚的大抢劫大掠夺保驾护航,这种赤裸裸的知识精英误国行为,结合从国际上传入CEO经济精英的新的现代精英式误国行为,知识精英的误国,也即书生误国的问题,只会比美国更加严重,而绝不会比美国轻微。

   毫无疑问,经过这次金融风暴,民主社会必然会制定一系列法律,来监督和限制知识精英侵犯社会利益的问题。但是,在这些法律没有制定实施以前,我们只能从知识精英社会道德责任的角度,来谈论知识精英的误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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