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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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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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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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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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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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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来源:民主中国

   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日,中国四川省攀枝花市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处发生里氏六点一级地震,造成三十六人死亡,一百多万人受灾。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冲击之后,在经历了多达九万名同胞的死难之后,这次地震不再是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再善良的心灵也有麻木的时刻,再宽广的心灵也有怜悯的边界。哪一个人可以拍着胸口说“我有能力去爱所有人”呢?即便爱如潮水,潮水也会退去。这就是出于人自身的爱的有限性。当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再没有力量去爱的时候,惟有向无尽的苍穹仰望,并祈求天父上帝赐予更多爱的能力。

   然而,有一对在这次地震中死难的母女,带给我深深的震撼。虽然我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她们却像在我生活中存在过的亲人一样,鲜活而真切。这张照片被刊登在各大媒体的显要位置: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新桥村,救援队员在房屋废墟中挖出了一对母女的尸体。母亲右手握着一双筷子,右手抱着女儿,并用全部身体护住女儿,让女儿蜷缩在温暖的怀抱之中,母亲用此种方式为年幼的女儿抵挡这突这如其来的灾难。看来,地震发生的时候,这对母女正在一起吃饭,一起有说有笑,饭菜虽不丰盛,却很可口,因为是母亲亲手做的。死亡不期而至,生命戛然而止。没有挣扎,也没有痛苦,一瞬间,她们便陷入到无边的黑暗之中。她们的眼睛再也睁不开了,她们的脚步再也迈不动了。但是,这张照片显示,并不是死亡统治了她们,而是她们战胜了死亡,她们向死而生,她们虽死犹生。这幅照片令人无比揪心,更让人肃然起敬,因为它的核心内容是“伟大的母爱”,母爱像大海,像高山,连死亡也不能泯灭之。人类的生命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就是因为有母爱的缘故。

   在美国圣保罗市刚刚闭幕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也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就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阿拉斯加州州长佩林。佩林不仅有完满的婚姻和成功的事业,还是五个孩子的母亲。老大是男孩,今年才十九岁,去年就参加美国陆军,这个月将开赴伊拉克。然后是三个女儿,而家中最小的男孩,只有四个月大。在佩林怀孕期间,查出这个胎儿患有唐氏综合症——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母腹中胎儿的发病概率接近千分之一,而四十岁之后的高龄产妇更容易怀上患有此病症的孩子。在欧洲,剥夺这样的胎儿的生命,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常识”。但是,佩林坚持生下这个孩子,她的信仰支持她做出这一决定:她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深信这个孩子不应当被日益精密的现代医学“筛选”和“剔除”,他的存在不是羞辱了造物主,而是荣耀了造物主。每个孩子都是上帝所造、每个生命都是上帝所爱,在上帝眼里没有一个人是废物、在上帝眼里没有一个人是不配活的人。相反,只有堕落败坏之后的人,才会认为某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是废物、是不该存活下来的人。

   在这次共和党的提名大会上,佩林一家全部都出席了。细心的摄影师拍摄到这样一组温情脉脉的镜头:佩林七岁的小女儿,一只手将四个月的小弟弟抱在怀里,另一只手将弟弟的头发理整齐;更妙的是,她还用舌头把手舔湿了,再把小弟弟的头发抹整齐。这一幕,不是谁导演的,乃是自然天成的。这就是这个家庭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幕,虽然这个孩子的身体有残疾,但在这个家庭中却获得了更多的爱。一个不完美的孩子来到不完美的世界上,需要母亲给予更多呵护,佩林必将陪伴这个孩子走完这段并不轻松的人生路。我相信,被这一幕所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些跟佩林属于同一党派、持同样政治观点的人,而是整个美国、整个世界。一个人真实的品格和信仰,只有在其家庭生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验证。一个对妻子和孩子都说谎的人,必然对所有人说谎——谁愿意相信连自己的性器官也管不住的克林顿呢?与之相反,一个愿意为家人付出的人,必然会是一名称职的公务员——佩林便如此。我相信,这个充满爱的家庭,必定是被上帝深深祝福的家庭。

   世界因孩子而精彩。我不禁想起了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以及他那智障的孩子大江光。对于大江健三郎来说,大江光比他的文学创作以及诺贝尔奖重要千百倍。大江健三郎在其随笔集《自己的树》中写道:“当我家中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他是智障儿童,并且这智障不可能痊愈。对我和妻子来说,我们感到这是到那时为止所遇到的问题中最难解答的一个。”他和妻子排除了其他选择,特别是医生的建议——干脆不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爱,这似乎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决定,一个良心上不会受到压力的决定。但是,大江健三郎和妻子立即排除了这个所谓的“选择”,他们决定与智障的儿子一起面对生活、一起克服困难,因为“我坚信,决不对孩子施加暴力,是做人的原则”。世界没有坍塌,但世界确实存在许多破口。世界的破口,需要用爱来填补。惟有爱,才能让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惟有爱,才能让人将灾难转化为恩典,并怀着深沉的感恩之心享受生活。

   既然一扇门无可避免地关闭了,那么父母便去帮助孩子打开另一扇门,那扇门后面的世界也许更加美丽。大江光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智力发育大概只有五六岁左右,即便这样,他爱这一家人,关心身边的人的感情和健康的妹妹、弟弟。奇迹发生了:不会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的大江光,却用耳朵发现了一个无比美妙的世界,那里有鸟语,有花香,有彩虹,有雨点,有拥抱,有笑容。大江光学会了谱曲和演奏,成了远近闻名的音乐家。大江光不是被上帝遗弃的人,而是被上帝祝福的人。上帝不会丢弃任何一只小羊,每一只小羊在上帝眼中都至为宝贵。是的,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生命永远是美好的,生命存在无限的可能性,正如大江健三郎的感叹:“如果我面对一个在无法想像的痛苦状态中生活着的孩子——这样的孩子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例如非洲那些染上了艾滋病的穷孩子们——如果我想带上他走,可那孩子说:已经来不及重新开始了。那时,也许我会显得很慌乱,可哪怕是用小而嘶哑的声音我也会说:‘那怎么可能呢!’”只有那些珍爱生命的人才能承受神迹之美。谁有这对父子幸福呢?多年以来,父子俩堪称最佳搭配:他们经常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由大江光的音乐演奏和大江健三郎的演讲构成的“演讲与演出”,成为日本文化界的一桩佳话。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

   然而,那么多手上沾满孩子鲜血的凶手,在我们身边游走着,他们心安理得,功勋卓著。

   然而,在我“可爱的祖国”,对孩子的集体屠杀,仍然在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上演着。

   如果佩林和大江健三郎生活在中国,他们会被当作傻瓜来嘲笑。这里,生命不再是生命,孩子不再是孩子,生命和孩子都被“计划”成了一组组数字。在二零零八年北京残疾人奥运会的锣鼓喧天当中,我想起了一位久违的朋友,一位失去视力的朋友,一位常常是温和地微笑着的朋友。一位被迫与家人分开的朋友。他就是陈光诚。

   陈光诚,我亲爱的弟兄,你在狱中还好吗?我穿着印刷有你头像的衣服,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你。你那俊朗的外表有点像电影明星周润发,这是惟一能吸引人们好奇心的地方。

   陈光诚,这位捍卫生命的权利和尊严的斗士,这位被杀戮的孩子的招魂者,这位虽然看不见这个世界的邪恶却仍然与之搏斗的西西弗斯,才最有资格坐在残疾人奥运会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是的,你比胡锦涛更有资格在此时此地发表演讲: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正义等主题,你的理解远比胡锦涛深切而广博。你的身体有残疾,灵魂却以飞鸟的姿态在天空中翱翔。哪一间恶臭的牢狱能够将你囚禁?即便在监牢里,你也比住中南海里的胡锦涛更加自由。

   你为何入狱?难道你泄露了国家机密吗?难道你危害了国家安全吗?一名伸手不见五指的盲人,如何能够犯下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呢?不,你所做的仅仅是挺身而出制止对孩子们的屠杀,你所做的仅仅是揭露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血腥与残暴。

   二零零六年,盲人医生陈光诚因揭露临沂市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的暴力计生问题而被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陈光诚在狱中受到了殴打和不给饭吃等极不人道的虐待。迄今为止,其家人仍然无法将盲文书籍送入监狱,在将近两年时间里,陈光诚既不被允许阅读,也不被允许书写,家属希望监狱管理当局允许其拥有一台收音机的要求也被拒绝。作为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连续七个月被当地监控者阻止去临沂监狱探视丈夫。自丈夫被捕以后,袁伟静所受的监控越来越紧,目前已发展到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监控。当地政府出资雇佣两组共十二名无业人员,分别由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带领,对袁伟静施行轮流监控,隔天换班,风鱼无阻,即使在冬天下雪的日子也不例外。每组七名工作人员中,四人分别看守院子的四角,另外三人流动监控。为控制袁伟静外出,每天晚上将其院门从外面反锁。

   那些似乎很单纯热切的爱国愤青们,为什么不去关爱作为同胞的陈光诚和袁伟静呢?为什么不去谴责这个比黑社会更黑的政权呢?为什么不像陈光诚那样站出来指证这正在发生的杀戮呢?在临沂,在山东,在整个中国,此类杀气腾腾的口号比比皆是——“宁可血流成河,也不准超生一个!”,“宁多一座坟,不多一个人”,“打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计生干部是这个世代“最可怕的人”,他们是父亲,或是母亲,他们有自己的孩子,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杀死别的父亲和母亲的孩子。从联合国人权宣言到中国宪法,在他们眼中都是一纸空文。他们就像当年在中国施行“三光”政策的日本士兵,就像昔日统治纳粹集中营的艾希曼们,他们任意妄为地将那些没有“准生证”的妇女,强制堕胎、强制上环、强制节育手术。他们对即将临产的孕妇痛下杀手,把一个个活生生的婴儿直接扔到垃圾桶里,不断造成一死两命的血案。他们的工作效率与他们的收入成正比。中共用最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推动最社会主义的计划生育工作,这就是中共的“与时俱进”。

   凶手们四处炫耀他们手上的血迹,用以威慑那些待宰的羔羊。在中国,生育权不是人权。许多农村的年轻夫妇,为了生育第二个孩子,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四方。但他们并不能一走了之,他们还有父母,还有家人,还有老宅。在年轻人外逃之后,老年人便成为计生暴力的受害者。有些外逃者的父母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自以为计生人员不会对老人实施暴力,便选择留下来。但他们统统被抓到乡政府关押起来。部分被关押的老人遭到毒打。临沭县有一对老年夫妇,因儿子、儿媳外出躲藏而被抓到乡政府关押。关押期间,老太太被殴打致死。老伴死后,老头服用农药在乡政府门口自杀。对此,地方官员却如是说:死有余辜。如今,许多地方将株连制度由直系亲属扩大到非直系亲属,堂兄弟、堂姐妹和表兄弟、表姐妹亦被划入株连范围之内。这样大规模的株连,便是“千古一帝”秦始皇也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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