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在《余秋雨老师二三事》末段称：
   
    既有郭沫若先生领导在前，亦有王兆山同志追兵在后，余秋雨老师你得好之为呀。三人行必有我尸焉。你们互相学习，共同为繁荣中国的主旋律做出不朽的贡献吧。
   
    这里把余秋雨（和王兆山）跟郭沫若相提并论，类似的意思也见于别的论者。对此，愚意不敢苟同。

   
    诚然，郭沫若被称为毛时代“四大不要脸”之首，其某些诗文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堪称无耻之尤。笔者跟许多文化人一样，十分鄙弃这位“郭老”斯文扫地，充当极权统治帮闲与帮凶的种种行径。
   
    但倘若运用鲁迅论文“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以及“不仅要看全文，也要看全人”的准则，对郭沫若似不应全盘否定。把余秋雨与之并列更不恰当。
   
    就郭沫若的“全人”而言，最低限度要承认他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及革命史上，有过巨大贡献。如果对此采取虚无主义态度，那不仅对他个人来说有失公允，对我们的国家民族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郭沫若的诗歌《女神》、《凤凰涅磐》无疑享有重要地位。他的考古研究在学术上的成就举世公认，因此获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
   
    对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郭沫若也是有功劳的。1949年之前，在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运动中，他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以上所举，均书于竹帛，传之于国际。重提这些，并非旨在为郭沫若评功摆好，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并将其区别于沽名钓誉的余秋雨之流。
   
    记得查良镛（金庸）曾对清朝和明朝皇帝政绩作过比较，他说从有否促进社会进步的角度，概而言之，前者是个正数，后者是个负数。
   
   笔者浅陋，对此判断无法置评。但想借用其说法：郭沫若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前半生是正数，后半生是负数。由于分处不同历史时期，其前后两段的作为不具可比性，故无法综合得出为正或为负的结论。
   
   依此角度视之，余秋雨则绝对是个负数。此人虽号称“文化”学者，有人甚至赠以“大师”桂冠，其实，可套用毛文革期间赠郭沫若的批孔打油诗句：秋雨“名高实秕糠”。
   
   以“文化”而论，若指余秋雨“不学无术”，那固然有违事实，但说他志大才疏，就不无根据。早有论者将其连篇累牍的散文中之“硬伤”列出，这里面不仅包含常识性的错误，甚至不乏征引古籍时误解文意的笑话。如此“大师”，实在不足为训。
   
   反观郭沫若，到底无愧于一代大“学者”，从1927至1937年，在日本踏踏实实地做过十年学问，这是余秋雨（以及王兆山）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讲到戏剧，余秋雨和郭沫若份属同行，而且余还是上海戏剧学院正式科班出身，郭则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但郭的几部历史剧，特别是《屈原》不失为话剧艺术精品，曾在欧洲上演。余秋雨有什么戏剧作品可以相比？
   
   郭沫若能诗，也能书，在中国近代的传统文人中罕有其匹。不少名胜古迹都留有墨宝。余秋雨有吗？
   
   论个人功业，先后当过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拥有中将军衔，也上过征讨北洋军阀和抗击日本鬼子的前线。余秋雨则曾替“四人帮”舞文弄墨，“评法批儒”，雕虫小技，岂可与郭相比肩？
   
   近读沙叶新谈徐景贤文，里面提到余秋雨并未得张姚青睐，连徐的“红人”也算不上，可见其文才有限，不过自吹得厉害罢了。而郭沫若的诗才则确实受眼角甚高的毛看重。故二者之才具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可惜，才高北斗的郭沫若后半生慑于毛的淫威，人格尽失，沦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家奴兼文学侍从，这无疑是个悲剧。无论对他本人或对中国都如此。
   
   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制度。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借张溥《五人墓碑记》的话：“（文人）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事实上，除了陈寅恪、梁漱溟和马寅初外，就很难举出别的名字了。
   
   因此，郭不无情有可原之处。如将其和余秋雨类比，既抬高了余的学术地位，又降低了余的卑鄙程度。须知余的头上并没有一个像毛这么厉害的暴君，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跟郭沫若大不相同。
   
   要而言之，正如胡适50年代面对大陆组织的“批判”狂潮时所说的那样：大陆知识分子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身为文坛班主，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可能不表态，不可能拂逆毛的意旨。
   
   但今天的余秋雨却完全可以不说话，“不说话也不会被人当哑巴卖了”。因此，这回他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感谢灾区朋友》，其毫无人性卑鄙无耻，实在“超过”郭沫若“一百倍”！
   
   相信郭沫若如若有知，也会羞与同列的。
   
   （08-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