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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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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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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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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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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来源:观察
   南非的和平转型是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国际事件。这个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需要和平与和解,因为长达两个半世纪的黑人与白人之间冤冤相报的循环只能导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结局。在艰难地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迈向民主自由的过程之中,这个曾经千疮百孔、差点分崩离析的国家,却诞生了三名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过去,人们只是注意到曼德拉和图图主教两位巨人的身影,而忽略了在站在他们旁边的、似乎相对平庸的戴克拉克。其实,一九九三年与曼德拉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后来在曼德拉任内又出任过第二副总统的戴克拉克,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丝毫不亚于其他两人。
   的确,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尝试过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那就是在揭露昔日压迫者暴行的同时又与其达成和解。和解可能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其中不乏崎岖坎坷,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图图主教指出:“和解必须是每个南非人的事。它必须是整个民族的事业,每个人都应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学习他人的语言和文化;准备和乐于补救过去的错误;拒绝成见,拒绝用种族或其他笑话讥讽某一群体;促进尊重人权的文化,加强宽容,对不宽容毫不宽容;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使大部分人甚至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感到自己是局内人,不是被挤到社会边缘的人或陌路人。”虽然每个人都需要切身参与到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之中,但某些站在高处的人更能够登高一呼、扭转乾坤。创建一个和解与和谐的新社会,需要昔日尖锐对立的双方共同努力,仅有作为被压迫者的黑人的奋斗是不够的,同时还需要有作为压迫者的白人的良知的觉醒以及对权力的释放。而戴克拉克正是领导白人精英阶层走向新时代的关键人物。
   戴克拉克出生于约翰尼斯堡,一九五八年取得法律学位后,长期担任律师;一九七二年代表南非国民党参选国会议员并且当选,一九七八年出任邮政部长,一九八二年出任内务部长,一九八四年出任教育部长与白人阁僚评议会议长。在担任这些要职的时候,戴克拉克跟他的立场强硬的白人同僚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显得温和一点罢了。一九八九年二月,强硬派总统塔博在内外交困中被迫辞职,戴克拉克继任南非国民党主席,并于同年九月接任总统。那时,尚在狱中的曼德拉敏锐地从戴克拉克的身上看到了变局的希望:“就我们看来,戴克拉克先生就是一个解码器。……他一接管了国民党,我就开始密切关注他。我读了他所有的演讲,听了他所发表的谈话,开始明白他真正背离了他的前任。他并不是一个理论的倡导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改变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戴克拉克不是一个像塔博那样即便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顽固派,长期的律师生涯使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一定要选择某种以最小的牺牲获取最大化的利益的方式。他深切地意识到,南非不能继续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不能成为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不能让种族分歧和仇恨加速发酵。旧制度既对黑人不公平,也对白人不利。而变革该如何启动?他本人也没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蓝图。当时,戴克拉克刚刚接手的国家,即将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暴力成为家常便饭,各方都在磨刀霍霍,和平的前景极其渺茫。南非学者海因•马雷忧心忡忡地描述道:“对于成千上万的南非人来说,贫穷和被剥夺的痛苦也已转化成来自朋友、亲人和所爱人之手的日常的凌辱和暴力的恐怖。受害者主要是妇女、青年和老人。个人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它们也为更为广阔的政治和社会留下了记录——因为由在感情上亲近的人所进行的谋杀、强奸和强暴的殴打所造成的伤害,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作为个人或集团)以及公民和国家之间健康社会关系的许多基本原理。”那么,如何才能拯救这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呢?
   戴克拉克不是依照崇高的理想与伟大的价值而作出了变革的决定,乃是从现实的境况出发,反复权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谈判乃是化敌为友的最佳途径,乃是让白人实现高枕无忧的惟一方式。南非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暴力是靠不住的,暴力只能激发更大的暴力,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戴克拉克不是圣人,不愿失去权力,但他意识到:暴力不是维持权力的保护伞,通过谈判也许可以让自己以及白人精英阶层未来在新的国家架构中享有一席之地。曼德拉对戴克拉克的观察相当准确:“戴克拉克绝对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救星。他只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一个谨慎的实用主义者。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改革措施而丢掉权力。”上台之后不久,戴克拉克在总统府中与还是囚犯身份的曼德拉展开了开诚布公的谈判。第一次的会见便让曼德拉感觉良好,后来曼德拉在自传《漫漫自由路》中写道:“我从一开始就发现,在我说话时,戴克拉克先生听得非常认真。这是一种新鲜的经历。国民党的领袖在与黑人领袖们讨论问题时,一般都是听他们想听的意见,而戴克拉克似乎真正想听取和理解我们的意见。”
   在这个“非黑即白”的国家,敌对双方坐到谈判桌前,被视为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戴克拉克和曼德拉各自的盟友中,都有反对谈判的声音。戴克拉克毅然决定启动谈判,固然是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的不得已之举,也是他本人对历史潮流的顺应。历史挑选了他,他也没有辜负这一使命。此前,塔博也与曼德拉谈判过,但其态度居高临下、咄咄逼人;而戴克拉克非常尊重曼德拉,视之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尽管双方的立场分歧巨大,两人却建立起了信任感来。多年之后,曼德拉高度评价这场漫长的谈判说:“谈判本身这一事实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谈判不仅提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东西,而其也结束了南非白人与南非黑人之间的主仆关系。我们不是以请求者或请愿者的身份,而是平等的南非人的身份,共同走到了谈判桌旁。”
   在一系列马拉松式的谈判的同时,戴克拉克着手改变南非国民党的政策,以民主改革的方式与以黑人为主的非国大协商,同时促进南非共产党合法化,并且释放了“国家的囚徒”曼德拉。一九九零年,戴克拉克宣布解严,次年二月宣布废止种族隔离制度,六月废除《人口登录法》、《原住民土地法》等法规,在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堪称石破天惊。紧接着,南非实现了历史上破天荒的、全民参与的民主选举,结果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位全民选举的总统。戴克拉克随即发表措辞温和的声明,承认他本人和他的党竞选失败,向曼德拉表示祝贺,并声明愿意加入新政府。一九九四年五月,戴克拉克出任曼德拉政府的第二副总统。由正而副,屈居一名昔日的囚犯和黑人的手下,对于某些种族偏见根深蒂固的白人精英而言,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羞辱,戴克拉克却将接受这一职位当作民族和解的一部分。两年之后,由于政策的分歧,戴克拉克退出联合政府,并辞去第二副总统一职。一九九七年九月,他辞去南非国民党党主席一职并退出政坛。
   在我看来,戴克拉克不是失败者,而是胜利的分享者,他与曼德拉一起为南非争取到了双赢的结局。他个人也被世人和历史所纪念,并获得了当代人所期盼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和平奖。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享有者之一,戴克拉克不可能不看重和珍惜这一荣誉。即便从最为“自私”的角度出发,戴克拉克也愿意用几年的总统职务来换取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在颁奖典礼上,主动赞扬与他一起分享该奖项的戴克拉克说:“他承认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深谋远虑,理解和接受所有的南非人必须通过和谈并作为和谈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者,一起决定他们的未来。”戴克拉克担得起这样的赞誉,没有他的当机立断以及妥协和退让,南非的制度转型有可能难产,黑白对立有可能以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演变。
   作为谈判的双方,戴克拉克与曼德拉一起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这是一条稳妥的中道,除了极右翼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和极左翼的暴力革命者之外,大部分南非民众都认同此种中道,图图指出:“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的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全面披露。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经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南非的和平转型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个疲惫、失望和嫉愤的世界,在频繁而深重的痛苦之中,为看到这个再失望中带来希望的进程而无比振奋。
   今天的中国,虽然不存在像南非那样的种族隔离制度,但自从中共建政之后便一直实施至今的城乡二元制,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身份歧视。此种制度使得广大农民沦为“非公民”或“准公民”,在基本人权和经济自由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严重侵犯。这一制度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分裂乃至对立,愤怒与仇恨长期郁积,已经到了火山爆发的前夕。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家元首和中共的党魁胡锦涛,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戴克拉克”,领导中国走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走向和解共生的、真正的和谐社会呢?胡锦涛上台以后提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想,但是一个将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排斥在“和谐”之外的社会,一个贫富悬殊程度超过了危险线的社会,“和谐”只能是水月镜花。
   中国的制度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中国的社会转型应当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展开。胡锦涛其实拥有成为“中国的戴克拉克”的广阔空间,尽管这种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换言之,晚改革不如早改革。目前,胡锦涛还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他主动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谈判,与台湾总统马英九谈判,与海内外的异议人士谈判,以谈判促和解,以和解创和谐,引导中国这艘巨轮调转航向,融入世界民主大潮,他就完全有希望摘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胡锦涛的内心深处是否对诺贝尔和平奖有着高度的认同?胡锦涛的内心深处是否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有着一个长远的规划?
   据我个人的观察,胡锦涛成不了“中国的戴克拉克”。就胡锦涛上台之后数年间的诸多表现来看,他显然不具备转型期的舵手所需要的见识与魄力。他紧紧握住“多年媳妇熬成婆”才获得的权力,宁愿与之玉石俱焚,也不愿与他人分享;他视一党垄断权力为理所当然,而将民主自由看作是洪水猛兽。他的教育是在毛泽东时代完成的,他的思维方式也是在那个时代定型的。作为一名背景为理工科的、唯唯诺诺的共青团干部,胡锦涛的青年时代并未接触过人类文明的主潮,也不知道最高的政治乃是谈判与妥协。对于所有不同的声音和诉求,他只知道以打压来应对。诺贝尔和平奖对他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多次在讲话中谴责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认为戈氏是搞垮苏联的千古罪人,而不是终止专制制度的伟人。戈氏获得诺奖,被胡认为是敌对势力对“第三纵队”的奖励。另一方面,中共党员大都是所谓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诺奖的精神价值不予认同,只会衡量该奖项的奖金的多少。而一百万美元在中共的顶级高官眼中,少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胡锦涛的手上有超过万亿的国家财产任意调用,诺奖的这点奖金岂不是九牛一毫?不认同诺奖,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更高的价值诱导像胡锦涛这样的“无冕之王”启动改革。固守“看得见、摸得着”的既得利益,成为他们惟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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