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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需要一场揭露性的舆论风暴

   
    
   在中国,造假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政绩造假、“GDP”造假、产品造假、统计造假、学术造假、比赛造假、文凭造假,所有社会领域都离不开造假;更有基金黑幕、足球黑哨、文化黑幕、医药黑幕、矿难、砖窑黑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造假的王国。而这其中最令公民失望的就是新闻造假。最近就有纸包子新闻、真假纸老虎等等事件。此外,今日中国随着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自身却因为缺乏监督,正在利用舆论的监督功能,沦为社会腐败的重灾区,不少媒体从业人员利用媒体的公信,借监督之名行敲诈之实,最为典型的当属曾轰动一时的湖南《娄底日报》的原政法部副主任、“湘中名记”伍新勇案和繁峙矿难水落石出后的11名记者“黑幕”案发。这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当下腐败严重的社会环境中,官方媒体不但无法去监督别人,自己就已经是“腐败食物链”中的一环了。于是媒体不再是反腐败的工具,而是搞腐败的工具;不再是揭露黑暗的工具,而是遮掩黑暗的工具;不再是揭穿谎言的工具,而是制造谎言的工具了。
    
   当一个时代连新闻媒体都造假新闻、说假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给公众传递真实的渠道、替公众说真话的了。在一种政府控制下的新闻制度中,媒体造假一旦成风,政府的可信性就会全面崩盘。于是人们被社会新闻造假愚弄的愤怒了,纷纷用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在“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网络媒体上口诛笔伐,时代正在呼唤一场“揭露虚假的舆论风暴”,以图用正义的呐喊重新唤起社会的真实。这令人不禁想起自称“黑幕揭发者” 的美国记者,他们对社会中发黑财者的违法行为进行大胆揭露,公开曝光,这便是世界新闻史中著名的“扒粪运动”,而媒体记者则被称之为“扒粪的人”。 自林肯•斯蒂芬斯1901年担任《麦克卢尔》总编辑,而后转任记者开始,便亲自前往第一线调查城市腐败的黑幕。因此,人们将他视为黑幕揭露运动的“领头羊”,被称为“揭开地狱盖子的美国新闻人”。 1945年,曾任美联社总经理25年之久的肯特•库珀就首次提出了“公民知情权利”理论。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设立了调查性新闻奖。它不仅促成了美国公民意识的觉醒,更把大胆揭露的舆论观念深入人心,最终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调查新闻界。“新闻自由的发展史告诉人们:新闻出版事业是属于统治者。假如权力集中于一个君王或是一个贵族集团之手,那么对于公众来说就根本没有必要去了解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情况和见解。的确,提供情况(新闻)给公众,事实上会酿成对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如果公众参与政府事务,则他们必须有机会了解与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相一致的消息和情况。”(埃里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报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关系》,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在“新新闻事业”的创始人普利策以前,报道主要还是作为政党斗争的工具而确立其意义的。自普利策始,批评揭露性报道担当了社会良知的使命。它除了被作为一种防止权力腐败与维持社会良性运转的工具,还赋予所属媒体一种“公众代言人”的角色,以此来吸引受众的视线。普利策在论述现代报刊的社会使命时所说的:“报纸的生命就在于‘暴露’,这种暴露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一是社会问题。报纸应当监督政府官员的表现,对任何一种腐化堕落和错误都进行曝光。一个自由而有责任的报纸应当试图使‘政府官员、公务员、社会各机关和司法系统尽心尽职,履行责任’。”美国的杰斐逊总统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传媒“舆论监督”对于现代民主政府的意义。“没有监察官就没有政府,但是,哪里有新闻出版自由,哪里就可以不需要监察官。”“如果由我来决定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在对权力机构以及社会上不法行为和丑恶现象的曝光中,新闻界通过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和道德暗示,对黑暗现象进行揭露和鞭笞,从而保障社会健康运行。对此,西方媒体称之为社会的“第四权力”。
   
   揭露性报道多是揭短,具有批判性质。在当今中国制度中,揭短与批判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价。所以,常常会触及政府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招致打击迫害。中国传统主流媒体一向依凭着国家的垄断性话语,长期以来理所当然地占据了社会的主导权,规导着社会的主流舆论与价值观。在纸媒时代,纸媒是信息传播最主流的形式,传播以意识形态为内容,以政府权力为中心。政府始终掌控着纸媒内容的信息与语话的发布权,控制权,因而也必然垄断着信息与语话和公众的知情内容。政府要社会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完全由主流媒介控制机关说了算。
      
   以前,中共宣传口习惯称揭露性报道为“负面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禁区”,多年来新闻界与学术界多不提及,因而导致中国媒介报道中歌功颂德新闻占据了绝对优势,形成“正面宣传本位”的传播理念。于是中国的媒体在涉及社会黑幕的事件上,往往“集体失语”。 文革后伴随着社会开放与国际传媒理念的冲击,批评揭露性报道从公共卫生,市场秩序等非政治性领域突破,不断扩大着批评的“阵地”。学者张威在其著作《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中,曾这样定义负面新闻报道:“负面报道”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对于具有社会内容的负面报道来说,它的目的不在于歌颂光明或倡导,而在于反映和暴露社会敏感灰暗的一面,以使公众瞩目、警醒和震惊。在政治上,它往往站在与当局相反的一面来挑剔批评后者的政策;它强调“变动”、“反常”和“冲突”。然而,当下即使非政治性的有限批评揭露性报道,也只能是“带着镣铐的舞蹈”。除了不能对于权力高层监督外,媒体自主报道过程中种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冲突也常常使得媒体陷于一种“欲说还休”的尴尬境地。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曾在一次座谈会上对温家宝总理说,《焦点访谈》有限的负面报道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后已下降为17%。《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的内容减少的原因就是遭遇说情,说情已经从熟人老乡出面发展为组织出面。这就必然导致中国如今新闻造假黑幕连连,官方媒体失去百姓信任的现实。由此可见,中国太需要负面报道,太需要一场揭露虚假的舆论风暴了。
   
   今天已不是信息渠道单一、主流话语一统天下的时代了,新时期的文化语境是多元化的信息渠道,人们自由意识的增强,网络传播的便捷性、大范围人群的流动性等等,这一切都对中共信息的控制形成了空前的挑战,少数有良心的记者与媒体,已经开始突破禁区报道真相了。如 “衡阳大火”、“天安门农民自焚”、“江西特大瓦斯爆炸”等新闻报道的出现,特别网络博客的兴起,致使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加入到说真话的风景线中来了, 一场揭露虚假的舆论风暴注定是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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