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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那段日子

    (西澳)非智
    我下乡时是1977年,最后一批知青下乡,正好被我赶上。当时的下乡已不需到边远山区,只到郊区即可。三十年前,厦门城范围很小,悟村火车站以外即叫郊区农村。我就在灌口下乡,现在城市扩展,道路畅通,从轮渡码头坐车到灌口,只需半个小时左右,在当年,坐没有空调硬椅公交车,在狭窄不平的道上,颠颠簸簸行走,也要二三个小时,所以,就觉得离家有点远。去那儿当农民,美其名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那时下乡成了一种象征,早已没有早期老三届到边远地区,到大西北去垦荒的那种艰苦。
    我所去的村子叫李林,生产队早已为知青盖好了瓦房,一排整齐立在村口,对着村里最大的水井,象军人宿舍,还独辟一间为厨房。我到的时候,那里的知青多已走了,只剩下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他已在此呆了五年,人们都叫他“阿盖”,我不知是何缘故,不过,在厦门话中有句“盖头盖脑”。意思是“愣青”,也许他就是这种“愣青”。这位“阿盖”为人爽直,长得也结实,高个头,满有男子汉气,下农田时,他所干的农活比当地农民还多还利索,故他个人所赚工分,是生产队最高的一个。但他为人性格不拘,不服从领导,也不向管知青工作的副队长送礼,所以,就一直没回城的机会。与他一起来的知青,早就回城,比他迟来的,也都已回城,只剩他一人还愣呆在这儿。我见到他时,看他样子快乐,似乎日子过得还不错。刚来,就听说他谈上本队最漂亮的姑娘,这在当时确是奇事,很少知青会找当地农民,一旦同当地农民结婚,就意味着要扎根农村一辈子,所以,即便很漂亮的村姑娘,多数知青还是敢看不敢碰,但这个“阿盖”却与众不同,竟谈上农民姑娘。
    看到这位村姑娘还是我下乡后的第三天,这姑娘在黄昏时来找“阿盖”,我正站在我宿舍门口同队里的团支书谈话,他来发展我入团。在中学时,我虽是红卫兵,但没申请入团,没想到,这么快,这位团支书就来要我递交入团申请书,要招我为团员。正谈着,那位姑娘走了过来,她向团支书笑着点了点头,径直到“阿盖”所住的宿舍,“‘阿盖’的老婆。”团支书说。在农村,男女即便只是谈恋爱,没结婚,但在当地人的眼里,那就是夫妻,就是老公老婆,似乎已是铁定的,如果,一旦恋爱谈不成,那么,在那个时代,这女的要重新找一个,就变成很难的事了,因为,人们都知道她曾是“某某的老婆”。这位“‘阿盖’的老婆”,一进入“阿盖”房间,“阿盖”便将门掩上,这时,就有村里几个小孩悄悄上来,透着不严实的门缝往里瞧,还不时嘻嘻窃窃的细语,想必是“阿盖”听到了,猛地把门一开,脚一跺,这些小孩吓了一惊,然后象鸟兽散一样飞奔而去,他们真怕这位又高又壮的“愣青”。我好奇地看着这幕戏,团支书则摇了摇头,对我说“好好考虑吧,我们以后再谈。”就离去了,我猜想,下一批知青回城的名单上,准又没有“阿盖”的名了。
    在这个小队的知青,连“阿盖”一共只有五个,四个新来的,二男二女,男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则是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小年青,我搞不懂他何以也称为“知青”,总之,不能呆在城里,就得下乡,下乡二年后,就有机会回城工作,这也是当时年青人必走的路。二个女知青同我一样,刚高中毕业,其中一位长得秀气漂亮,我还悄悄喜欢她,但喜欢归喜欢,毕竟还没有爱的感觉。实际上,那时我有着另一个爱,那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一个高挑,漂亮妩媚的女同学,当时我和她还有书信往来,但在信中,不敢透露我的爱意,只是常常在夜晚孤灯下为她写诗。我很早就喜爱文学,也胡乱写了些诗,只是没将诗寄给她。其实,不敢对她表达我爱意的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她个子比我高,找一位个头比我高的女朋友,在当时是极不可思议的事,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她的家庭出身,她的有才华的父亲是个右派之类的人物,而我的家庭在当时还是个“革命干部”,父母好歹也是小小的革命干部,所以,找个成分不好的女朋友,不定家里会同意,这些原因,使得我不曾向这位我暗恋的女同学敞开我的心扉,后来,她嫁到海外去了,圆了那时少女出国之梦。现在回想起来,成了段故事,但也是个美好的回忆。

    下乡的日子多是单调苦涩艰难,一天天枯燥地度过。但是,有一天,村里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隔壁生产队的一位女知青被强奸了,村里一下热闹起来,人们议论纷纷。据说,这位女知青的姨妈在镇医院工作,这位女知青常到镇医院看望她的姨妈,并顺便在那里洗澡洗衣服,知青宿舍有厨房,却没有浴室,那是个吃都顾不上,哪能顾上卫生的年代,所以,这位女知青,因卫生之故,每周必到镇医院。从我们村到镇上大约四里路,如果走小路,穿过稻田,那就更近,这位女知青那天黄昏走的正是这条小路,但这次却被人拖到稻田强奸了。她衣衫不整地跑回大队民兵营报案,民兵营长立刻命令几个民兵同她赶到现场,一面用村里唯一的电话向镇派出所报案。那时破案极为简单,没有DAN采集,没有精液手纹收集,警察只到现场看看,问了受害人强奸案是怎样发生,罪犯是怎么摸样,做了简单的笔录。最后,警察问女知青“如果见到他,你能认得他吗?”“认得”女知青肯定地说。于是,警察在案发后的第二天,带她到周围村庄挨家挨户认人,这样辨认了几天,毫无结果。 突然,一个警察说,“也许不是农民所干,镇上居民所为,也极有可能,明天到镇上去看看。”这意见即刻被接受,于是,这位女知青又被带到镇上认人,从早上到下午,乃无结果,当辨认快要结束,警察正想鸣金收兵时,不巧的是,这位真正的罪犯却出现了。听说,警察辨认的目标是未婚的年轻人,而这位罪犯恰恰是结了婚有二个孩子的父亲,那天下午,他从家里出来挑水,看到许多人围成一圈,挺热闹的,他不知发生啥事,好奇地也围了上去,挤进人群,正踮着脚尖,探头探脑时,被这位女知青看到,即刻大喝一声“是他!”警察反应极快,这位“他”还没醒过神来,已被扣上手铐,带到警车,在途中还挨了不少拳头,说他是“畜牲”,有妻有儿女的,还干这等事。他被带走,那一担水还留在那儿,不知后来谁给挑走了。
    这位强奸犯最后被判了十五年徒刑,那是个治国用重典的时代,没有被枪毙已是幸运。不过,受害的女知青就没那么幸运,事件发生之后,村里的大人小孩都悄悄地议论此事,有些上了年纪的老阿婆,甚至还同情那个强奸犯,说这个“狐狸精”害了那人的家庭,说他的妻子小孩是受害者。渐渐地,流言四起,说这个女知青每周到镇上,是想勾引镇上居民,好嫁了留在镇上,说她每周洗澡后香喷喷,是为吸引男人,说她不地道,大路不走走小道。于是,村里一些小孩见到这位女知青走来,就会远远地叫道“某某的老婆”,这某某就是那个强奸犯。在那个年代,村民的观念中,谁和谁发生了关系,哪怕是遭强奸,也视为失身,一旦失身给了这个男人,从概念上讲,就是这个男人的“老婆”,总之,是荒唐但却似乎有理有据。 这位女知青受不了如此打击,神情郁闷,无心务农,向村领导请假,村委会讨论后,决定让她回城休假三个月,于是,这位女知青在一个早晨,避开众人,悄悄地离开村子。
    以后,就很少听到有关她的消息,半年后,全国恢复了高考,听说她考上了大学,到一所农学院读书去了。
    我也在那时考上大学到省城读书,自此,再也没回到过我下乡的那个李林村。三十年过去了,不知这村子变得怎样,不知那栋知青宿舍是否还在,更不知那位愣青“阿盖”是否同农家姑娘结婚而扎根农村,还是已回城另娶,那是一段往事,一段我生活中短暂的经历,但却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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