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话语
   
    晚清笔记对民间话语颇为关注，尤以徐珂之《康居笔记汇函》为最。其中有《闻见日抄》一册，记录了当时极其鲜活的民间语言，是研究语言学与社会学的第一手材料。
    “在粤之打工妹”一条曰：“乙丑秋，有自粤至者，言粤东近有丝厂一百六十七所，男女工人可万七千，工资日可得银币六角五分。缫丝者皆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之女子。若辈大率守志不嫁，即俗称不落家者，盖即昔之所谓十姊妹也。”我看到“打工妹”这一说法，眼睛为之一亮，我原来以为这个词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才产生的，谁知早在近一百年以前就有了。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打工妹主要还是来自广州周围地区的县城，而当代的打工妹却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这个词是原汁原味的民间语言，是由民间人士自己创造的语言，与酸腐文人的死的语言迥然不同。
    徐珂学识渊博，常常将民间话语与书面用语对照起来分析和讨论。如“盗贼名词拾零”一则所记：盗贼之一群曰“一火”，头目曰“头领”，官军召辑曰“招安”，均见宋人文牍。粤人以为盗曰“落草”，劫财曰“打单”，掳人曰“拉心”。“掳人”之名词，南曰“拔人”，北曰“架人”，若绑票，则为近今之通称。小偷小摸剪绺者，其自言曰“做细生意”。徐珂把古今江湖黑话搜集在一起，既有历史流变，又有地域差异，真是妙趣横生。《水浒传》里相关的说法也有很多，而近代冒出来的种种新语汇更体现出了当时人语言的创造力。试想，施耐庵看到这么多江湖黑话一定会兴奋不已吧。

    与“打工妹”一样，晚清也有了“外遇”的说法，而且在民间得以普遍地使用。徐珂对“外遇”这个词有一段精彩的考证，清代文人都有考据的嗜好，徐珂也不例外，不过他的考据是有情趣的考据、是让人耳目一新的考据，与朴学大师们的把无聊当有趣是不同的。“男子有‘外妇’者，俗谓之‘外遇’，古曰‘外妇’。《汉书》：‘齐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时外妇也。’注谓与旁通者而称之曰外嬖、外宠者，皆误。《左传》：‘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又内宠并后。’外宠二政，盖皆谓男子也。法国路易十五在位时，有外妇彭芭夫人。夫人笃嗜我国玉器，甚于路易十四。”这则笔记只有晚清文人才能写得出来，宋、明两代以及清代中期以前的笔记作家是不太可能清楚地知道法国国王的名号的。徐珂将上古中国的经典著作与欧洲的帝王轶事勾连起来，饶有风趣。而当时“外遇”一词的使用范围仅仅是单向的：只是指男子有“外妇”，不包括女子有“外男”，也许因为在一个极度的男权社会里，男子有“外妇”的情形太普遍了，而女子有“外男”的事例并不多，而且被层层遮掩起来。到了现在，“外遇”成为一个“中性”的词——我这里所说的“中性”，是指它既适用于男子，也适用于女子，而就感情色彩和道德色彩来说，它依然具有严厉的否定、谴责、贬斥的语意。台湾女作家李昂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小说，题目就叫《外遇》，探讨现代人婚姻与情感的纠结、困惑和挣扎。
    晚清以降，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进入中国，中国也渐渐有了自己的工厂和工人，有了一个新的“阶级”。当时称工人为“力”或“苦力”，因为在世纪之初，工厂里多是体力劳动，很少有今天所谓的“白领”。徐珂对“力”这个词也有一番自己的考据：“西人称我国之在印度南洋各岛及商埠之矿夫小工为苦力，今我国人凡不必有技能而以力自给者，皆以苦力称之，或谓其为新名词。然古亦有之曰‘力’，陶潜书：‘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曰力子，谓勤力之子。《后汉书》：‘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吾杭昔时有‘城东力子，城西骄子’之谚。”在我看来，徐珂的考据有些牵强附会，以古套今。但他勾沉史书，将死的史料用活，也非一般人能有的本领。其实，在近代“苦力”一词有特殊的内涵，最初它是特指为生计所迫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东南沿海的贫苦劳动者和被贩卖到海外的中国劳工，后来扩展到包括国内在工厂从事强体力劳动的工人和一些比较低等的服务人员。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语境之中，“力”不仅没有贬义色彩，反而有褒义色彩。而在近代，苦力则有明显的贬斥意味。它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有的现象，因此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词。而且，它只存在于晚清和民国的语境之中，在当代尽管仍然存在苦力，但苦力这个词却消失了，至少是很少使用。背后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现象之中，我发现了当代汉语的虚伪。
    与“苦力”相伴的一个民间新词是“职业病”。这个词语如此早地就出现了，简直让我大吃一惊。“棉花之纤维入腹，易致肺痨。余姚之弹棉花者，恒以沙糖入绍兴酒中饮之，谓可疗疾，而不知疾之为肺痨，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然职业之易致疾者，又岂弹棉花者。”直到现在，纺织行业对职工身体的损害依然十分严重。我在石家庄一家大型纺织厂里，观察到了纺织女工们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我们本应该多关心关心她们的职业病。而在当代语境之中，这些“低档次”的职业病已经不算“职业病”了。当代语境里的“职业病”特指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办公室里，长期享受空调所产生的种种“不适”。我很关心晚清民间话语里人文内涵较丰富的“职业病”，而对当代语境里富丽堂皇的“职业病”敬而远之。徐珂作为一个旧式士大夫，对民间的新语言具有十分的好奇心，并在对民间语言的记录之中保持对民间社会的关怀，实在是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