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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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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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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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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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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学的反思

   考据学的反思
   
   有清一代,文网严密,考据学大盛,而对考据学的反思甚少。冯君木之《夫须阁随笔》有一则“考据学”,短短数百字,探究了考据学兴盛的原因及危害,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綮。在国学又如日中天的今天,重读此文,或许能够带来某些新的启示。
   冯氏认为:“满清儒生学问,崇尚考据,名公巨卿,多从此中出,相与提倡,至同、光之际,未尽衰也。”这里,他揭示出一个秘密:考据学貌似纯粹的学问,实际上跟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八股文是儒生的敲门砖,考据学与八股文没有本质的差别,所谓“名公巨卿,多从此出”,说明学问也可以换官做,或者官把学问当作摆设,两者有一拍即合的倾向。鲁迅在讨论清学的兴盛时说,用三百年的奴隶命运来换取这种学术成就,到底值不值的?然而,历史往往峰回路转,二十世纪的90年代,学者们又开始重温当年的旧梦,把“国学”捧上了天,仿佛它是一剂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而且还能输出去拯救世界受苦的大众。这样的见识,比起世纪之初的冯君木来,简直就成了三岁小孩的想法,幼稚无比。
   冯氏举了张之洞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张之洞被认为是晚清最有学问的高级官僚之一。其《书目问答》是学者们入门的必读书。而冯氏则认为:“张文襄张皇经学,亦沿考据旧习,所谓宏奖风流者,其初不过如此。观《酉轩语》及《书目问答》二书可知矣。且《酉轩语》直钞江藩《经解入门》一书者至十分之八九,而文襄自叙云称心而谈,一无剿袭,事至可怪。”其实,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经学这个领域里,抄袭早就司空见惯。清代的汉学,本来就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在统治者的高压之下被迫作出的无奈的选择。不是出于自觉,必然导致“求真”精神的失落。学问本身并不能让学者本人获得精神的自足,这样,发生抄袭的现象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学问与价值判断脱节,学问不足以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清学大师之中,人品不足道者比比皆是。学术的基本原则也被放弃了,为了迅速向权力靠拢,以抄袭的方式为捷径,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试想,纲常教义自中世纪分裂局面以后,不是重复成为我国的正统思想么?社会进步了,文化也逐渐开展,一般居仁由义、吟诗作赋的有识之士,不是日益熏心于利禄,而不复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安危死活为念么?统治者是异族,他们就忠于异族,统治者是同族,他们就做同族的官。”本来是外在于科举制度之外的学术,偏偏成为科举制度的补充。“在野”的学者,摇身一变,很快就成为皇帝的顾问,甚至比走科举之路还要快。难怪冯氏感叹说:“岂江书为近人伪为者耶?”天下文章一大抄,天下学问也是一大抄。因为文章和学问的背后都没有可以支持终极性的精神资源。皇帝一旦送上秋波,很少有学者能冷眼相对的。
   清代的“博学鸿词科”网罗了大批的学者,徐珂的《松阴暇笔》有“康乾博学鸿词科”条,详细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康熙、乾隆两开博学鸿词科。而乾隆朝有赐同博学鸿儒科,比于赐同进士出身者,《校经 文稿》书已未词科荐举目后云:全谢山吉士《公车微士录》予曾于山舟侍讲处仅抄有一册,只中选五十人,有赐同博学鸿词科高士奇、励杜讷在南书房赋诗一首。”徐珂还引李集所撰《鹤徵录》所记:“康熙已未、乾隆丙辰两科召试博学鸿词之事,前录八卷,百八十六人。后录十二卷,二百六十七人。祥记履贯著述,并采笔记、诗话附之。”身份不独立,学问又怎能独立呢?成为“官”的一员以后,学问就很难再保存自身的独立了,学问不得不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
   冯君木最后写道:“然文襄晚年亦知旧学之误人,有诗曰:伯厚多闻郑校雠,金兴元灭两无忧。文儒冗散姑消日,误尽才人到白头。”张之洞自己最后也觉悟了,而世纪末的学者们又昏昏然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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