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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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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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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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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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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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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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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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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从朱熔基退休之后仍然兼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名誉主席”以来,上行下效,中共的退休高官们纷纷出任高等院校的校长、院长和教授。一时间,似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了时髦,官员专任教职,迅速与国际接轨。就连臭名昭着的红卫兵外长李肇星,刚刚被赶下外长的位置,立即便回到作为“母校”的北大(李是北大的工农兵学员),参与一个盛大的受聘教授的仪式。在此之前,还有在“六。四”之后由总政宣传部长空降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左派官僚邵华泽出任北京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名牌学府的新闻学院,差不多变成了钳制新闻自由的宣传部的培训基地了。

   近年来,许多退休高官放弃到企业当顾问的肥缺,却青睐于学术和教育机构的职位。按照赵启正的理解,“这个变化表明了一种社会意识的变化,表明社会对知识、对教育更尊重”。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这是学术和教育腐败的又一种形式,学术和教育丧失了独立性,成为某些官员“自我加冕”的“高帽子”——这些官员们享受长期权力和金钱已经到了麻木的程度,他们退休后惟一想占有的便是学术界与教育界仅存的一点“清誉”,让自己具有教授、博导、院长、校长的头衔。其实,这些官僚根本不具备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的基本条件,以赵启正而言,虽然他谦虚地表示“谁说我外行,我对谁表示感激,因为他是在鞭策我”、“我本身的学术训练和这个职位还是有差距”,但我想追问的是:既然本人都承认是“外行”、本人都承认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却硬要去盘踞院长职位,你就不害怕误人子弟吗?以李肇星而论,他不仅说不出流畅的英文来,连普通话的表达也十分吃力,那一口浓重的山东方言让记者们难以辨认。在国际舞台上,他更是时常失态,以粗鲁的咆哮显示其对中共独裁政权的忠心耿耿,却成为西方外交界的笑柄。如此“梁山好汉”式的人物,岂能为人师表?

   我注意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当记者问及“您认为国内外记者的差别体现在哪里”时,赵启正回答说:“竞争性弱,有许多记者在大型新闻发布会上不敢发问,有些记者的问题不够准确、‘尖刻’。当然这也和中国文化有关,中国人不愿出风头。”他表示,他会注重培养提问尖锐的记者:“我喜欢提问尖锐的记者。这说明他们在思考。以前我接受采访时,如果时间充裕,我会拿些问题去考验记者,看他们是否做足了准备工作,是否在思考。”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为滑稽的言论,其滑稽程度比起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那些肉麻的“爱国爱党”的“打油诗”来更是别有风味——这些“打油诗”居然成了奥运会的会歌。

   中国记者提问不“尖刻”,跟“中国文化”并无关系——我们不能把什么污水都泼到毫无还手之力、只能默默承受的“中国文化”身上。同样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香港和台湾的记者为什么就能提出尖锐问题来呢?我记得香港女记者张宝华曾“尖刻”地向江泽民提问,问老江是否执意“挺董”。结果,江总大发雷霆,猛然冲到这名弱不禁风的小女孩面前指手画脚地破口大骂,出尽洋相。张宝华被身兼党政军“三位一体”大权的最高统治者谩骂,不仅没有丢失工作,反而名声大振,获得香港有线电视的破格提拔。为什么大陆数十万名记者当中没有出现一个张宝华呢?显然,不是大陆记者比张宝华愚笨或怯懦,也不是大陆记者比张宝华的“国学”功底更好而染上了“不愿出风头”的“中国病”,而是大陆根本就没有新闻自由,更缺乏奖励优秀记者的机制。假如张宝华在央视工作,还不马上就被除名了?而在言论自由的香港,张宝华不仅没有被上级打压,反倒一夜成名,迅速获得提升。

   赵启正指责大陆记者提问不“尖锐”,就好像皇帝指责太监不会生孩子一样。赵启正本人的存在正是大陆记者提问不尖刻的原因之一,正如皇帝的存在就是太监被阉割的根本原因一样。当然,赵启正不是中宣部部长,他本人也得仰中宣部部长之鼻息。中国大陆的记者们都被阉割了,包括曾经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这一正部级官职的赵启正也被阉割了。因为在国务院新闻办之上还有一个太上皇——中宣部。中国的记者们个个都在“戴着镣铐跳舞”,个个都被笼罩在巨大的谎言之下。良心尚未泯灭的少数记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说出一点真话来,这一尝试往往会遭致残酷打压——程益中和师涛就是其中两个典型的代表。

   这些摇身一变成为院长和教授的高官,究竟是何许人也?窃居北大新闻学院院长一职的邵华泽,曾经担任《解放军报》社长,且拥有中将军衔。此人一向惯于颠倒黑白,是中共御用的撒谎高手。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他由军方转入《人民日报》,负责《人民日报》的清洗工作,迅速将在八九民运中一度争取说真话的《人民日报》,从人民手中夺取回去,将其扭转回到“谎话大王”的位置上。因此,邵华泽一直深受最高当局的信任,由总编辑晋升为社长,还兼任记者协会主席。从表面上看,邵华泽拥有研究生学历,多才多艺,经常举办个人摄影展、书画展,到处题词剪彩;他口才极佳,很会说些支持新闻自由的漂亮话,在纪念“记者日”的讲话中,也装模作样地缅怀那些民国时代被杀害的记者。但是,他偏偏就是回避中共见证以来记者的悲惨处境,毛泽东时代死于非命的记者,数量是民国时代的数百倍、数千倍,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监狱中还有几十名记者,中国被“记者无疆界”等国际组织评为新闻自由状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

   赵启正任职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期间,给人以“思想开放、作风硬朗”的印象。他也确实对中共政权改善其国际形象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比如参与策划“中法文化年”活动、对西方各国开展中国形象的宣传、投入巨资聘请华府顶级游说公司对美国国会游说,甚至同意与BBC合作拍摄关于中国的大型专题片。但是,赵启正从来就没有倡导过新闻自由,在强势的中宣部的控制下,他至多就是表现得稍稍柔和一点罢了。他跟中宣部的官僚们没有本质的差异,有的仅仅是策略上的不同,赵启正更多地懂得如何使用一种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说话,而不像中宣部的官僚们一样,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都还停滞在文革时代。赵启正与他的前任老板朱熔基十分相似:善于说好话,善于在西方面前营造开明形象,却并没有做过真正有益于民主自由的好事。从教育背景来看,赵启正是中国科技大学实验核物理专业毕业的,长期在科研机构里任职,对新闻事业几乎就是一窍不通。

   在我看来,与其让邵华泽、赵启正担任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院长,还不如让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来担这类职务更加合适。焦国标以一篇《讨伐中宣部》而洛阳纸贵、名动天下,他本人显然拥有优于邵华泽、赵启正的学术训练:他是人民大学的新闻学博士,拥有这一领域的最高学历。他曾任教于北大新闻学院,有过在教学第一线的工作经验。他还曾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访问美国,就美国新闻界的历史与现状作过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李大同、卢跃刚主持《中国青年报》之“冰点”栏目,将该栏目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北京新闻界的一面旗帜。他们长期奔波在新闻采访的第一线,着述丰厚;他们心忧天下,怀有记者说真话的良知,敢于揭露那些最黑暗、最邪恶的角落。李大同在八九民运中走在追求新闻自由的最前列,近二十年来亦矢志不渝地坚持说真话,近期访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特意会见了他,与之畅谈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状况;而卢跃刚被誉为“中国第一记者”,他的《大国寡民》一书,以一名被毁容的农村妇女武芳为主角,揭示了中国在崛起的背后的黑幕,堪称九十年代以来最有“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的报告文学作品。我相信,焦国标、李大同和卢跃刚们,必定是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

   由于这些僵化官僚的把持,以及外部的新闻自由环境的持续恶化,中国各大学的新闻学院和新闻系,早已经衰败得不成样子了。不久前,卢跃刚在人大新闻学院作讲座,谈及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研究生们居然没有几个知道刘宾雁是何许人也。因此,非得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出马,方能培养出一大批“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优秀记者来,这批记者也必然会成为推动中国新闻自由事业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正如美国伟大的新闻记者、普利策奖的创始人普利策所说,庸人、懒人和道德水准低下之人是不配办报的,“每期报纸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和责任:讲些勇敢真实的话,摒弃平庸陈腐之言;讲些使社会上有见识的、有教养的、有独立见解的人们敬重的话,无虑党见派性和流行偏见”。中国的新闻行业以及研究新闻、培养新闻人才的行业,理应向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这样兼有勇敢者和专家身份的一流人才敞开大门。

   然而,中国无比灰暗的现实是:邵华泽、赵启正、李肇星等谎话大王成了大学中的“香饽饽”,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或者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或者被中止了采访和编辑的职业。这就是一种可怕的“优败劣胜”制度。官僚们不仅垄断权力和财富,选为一个“新阶级”,而且还要对教育、文化、学术领域伸出黑手,不仅窃取博士学历(中共的下一代接班人李克强、席近平等人,个个都拥有“在职博士”的辉煌学历),而且还要戴上教授、博导的高帽子。他们要在所有的方面都“赢家通吃”。于是,学术的尊严和独立荡然无存,学术的水准和教育的伦理亦一泻千里、溃不成军。高校不再是一片净土,反倒成为腐败肆虐的重灾区;教授不再受人尊重,而成为招人鄙视的身份。

   在我看来,一个不懂得追求新闻自由的记者,绝对不是一个好记者;一个不懂得扞卫学术自由的新闻学者,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新闻学者。北大新闻学院因为招揽了新闻自由的“杀手”邵华泽和解聘了新闻自由的扞卫者焦国标,而让百年历史的北大蒙羞,让“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伟大传统受到玷污;人大新闻学院则因拉拢一个退休的部长级官员来装点门面而让人大蒙羞,人大放着从自己校门走出去的优秀毕业生不要,而舍近求远、卑躬屈膝地向赵启正发去聘书,学术尊严荡然无存。北大和人大等学府,如果想要清除这些羞辱的话(遗憾的是,恐怕目前这两所学校的校长都没有这样做的意愿),先清除那些窃居神圣的教席的官僚们,并争先恐后地邀请焦国标、李大同、卢跃刚们担任院长或教授——当然,这种情形大概要等到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之后方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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