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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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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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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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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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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研究中共的体制,宣传部是一个重要的入口。作为一个靠谎言和暴力起家的政权,宣传部正是其用来实施“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压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有力工具。宣传部的创建,最早是沿袭苏俄体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全面学习斯大林式的组织方式,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由此开始其“革命生涯”。毛泽东在宣传上的天才胜于其在军事上的天才。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与其说败在战场上,不如说败在文宣上。

   “笔杆子”和“枪杆子”是一切专制制度最后的堡垒。今天的中共宣传部,是整个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的始作俑者,是全世界最大的谎言制造商,是摧残中国知识分子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刽子手,更是一个集中了大批腐败分子和流氓的庞大机构。这个部门耗费纳税人无数的财富,却干着伤害纳税人利益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一头“恐龙”,人人都当像焦国标先生那样鸣鼓而攻之。
   宣传部是个腐败部
   有人误认为宣传部是一个清水衙门,少有贪污腐败的机会。其实,近期几起宣传部高官的腐败案件显示,宣传部之腐败丝毫不亚于银行、股票、交通、建筑、卫生等“腐败高发区”。
   二零零四年七月,成都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被捕。我在成都曾经见到过西南财经大学的老校长甘本佑教授,高勇正是其学生。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为高勇这个“最聪明的学生”的堕落深感遗憾。纯朴的老教授怎么也想不到,四十岁不到、春风得意的弟子,一下子就成了千夫所指的贪官。其实,高勇堕落的根源并非其人品,而是宣传部长这个显赫的职位——由于中共极其看重宣传工作,各级宣传部长均在该级党委“常委”之列,参与决策包括宣传在内的所有重大问题,拥有比那些不是常委的副市长们大得多的权力。
   高勇,一九六五年八月生,宁夏银川人。一九八七年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专业毕业,博士。他早年做过四川某省长的秘书,少年得志,“起点很高”,仕途一直非常顺畅。高勇曾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做过三年副州长,在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做了一年半的一把手。二零零二年六月回到成都,出任成都市委常委,分管金融工作。二零零三年成都市委、政府换届,他始任职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
   一位知情人透露,自从出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长一职以来,在这个“城市形象营销部门”里,高勇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作为主要策划人之一,他提出把成都打造成“东方伊甸园”的发展创意,获得四川省委的认同。此外,他还专门请张艺谋拍摄成都城市形象的宣传片。然而,“东方伊甸园”尚未打造成功,高勇本人已沦为阶下囚。看来,这位经济学博士对《圣经》并不太理解——伊甸园乃是人开始犯罪堕落的地方。
   高勇突然落马,据传与贵州省前省委书记刘方仁案有直接联系,是该案之余波。由于刘方仁案已水落石出,纪检部门掌握了高勇经济问题的相关证据,因此高勇并没有经过官员落马一般要经过的“双规”阶段,而是直接被刑拘。成都民间传说,高勇的问题,绝非仅仅是在贵州任职期间受贿,他在回成都担任市委常委两年、担任宣传部长一年期间,亦大肆受贿索贿,涉案金额至少达两千万以上。就在高勇被捕的当天下午,他还在大会上滔滔不绝宣讲“三个代表”。办案人员当天搜查其住所,发现仅仅是价值数万的劳力士等金表就收藏了近百枚之多。在高勇厚厚的工作日记中,毫不掩饰地记载了多年来收受贿赂的数目。
   在中共政权内落马的宣传部官员中,高勇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前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广电局局长张小川被“双规”同样充满戏剧性。张小川去参加市委宣传部会议,已经准备好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稿,到会时发现院子里有一辆市纪委的车,按理说纪委与宣传会议并不沾边。结果,他的司机一直等他出来,却总也等不到。纪委的司机便跟这名司机说:“别等了,你可以回去了,根据我的经验,你们局长肯定犯事了。”
   张小川的“双规”是由宣传部长张宗海宣布的。此后,张宗海还专门召开全市中层以上宣传干部会议。在会上,张宗海“义正辞严”地讲了三点意见,一是不要轻信谣言,二是不要乱传,三是安心做好本职工作。
   然而,几个月之后,张宗海也跟他的副手一样被“双规”了。
   宣传部是个流氓部
   宣传部整天宣传“八荣八耻”,却实实在在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做一个穿草鞋的记者,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就是让大家时刻心里装着一双草鞋,装着百姓,装着自己的责任,为了更多的百姓可以不穿草鞋,为了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这段“感人肺腑”的讲话,是二零零三年九月张宗海在重庆市宣传系统“学习十六大,展示新风采”演讲比赛中的即席讲话。然而,善良的老百姓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名自称是“草鞋公仆”的宣传部长,就是这样一位在电视和报纸上正义凛然、好话说尽的副省级高官,骨子里却是全然败坏的赌徒、淫棍和酒鬼,以及彻彻底底的大流氓——由流氓执掌的部门,自然就是流氓部了。
   据《海峡都市报》报道,张宗海多次与张小川一起挪用公款到澳门赌钱。他们共动用二亿多公款,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共输掉一亿多元。张宗海不仅好赌,更好色:在被宣布“双规”时,办案人员在其公文包里发现三样东西:避孕套、“伟哥”和钞票。酒量颇大的张宗海虽然在重庆有家,但他在重庆五星级饭店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经常带不同的漂亮女人回去过夜。据说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可见此人心理变态到何种程度。即使在中央党校一年学习期间,他仍然不甘寂寞包养了一名女大学生。中共官员个个色胆包天,使得中央党校也成为“八大胡同”。张宗海还与黔江区某高级酒店总经理等多人保持着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这些都是圈子里“公开的秘密”。
   除了“伟哥”,张宗海对神佛的兴趣也很大。他每年要花费几十万元在华严寺等名寺烧第一炷香。在就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前几天,他还在某风景区写下“谒真武观原知万物皆循道,朝观音阁顿悟众生可成佛”的联句,看来他是道教和佛教“两手抓、两手硬”。但是,真武大帝和观音大圣并未保佑其仕途坦荡。办案人员从张家搜出数百万元现金,还发现若干精美神龛。一边拜神佛,一边宣讲“三个代表”,这就是今日中共宣传部官员理所当然的“双重生活”。不独宣传部的官员如此,就连最高级的“伟大的马列主义战士”们也大都如此。
   分析这些落马的宣传部长们的事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天天在台面上宣讲“八荣八耻”,个人私人生活却一塌糊涂,堪称五毒俱全的“现代西门庆”。据重庆广电系统的人员介绍,张小川的儿子原在重庆电视台工作,染上了吸毒的坏毛病,毒性上来时,人经常神志不清。每当他无钱买毒品的时候,就会在广电局大院里大骂父亲。“骂的次数多了,我也记清了,无非是‘你这个贪官,不给我几十万,我就把你的事情都说出去’之类的话。”后来张小川的儿子意外死亡,对张小川的打击很大。为了散心,喜欢出国旅游的张小川出国的次数更多了,“三天两头往国外跑”。出国是需要钱的,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肯定不足以支撑他出国的巨额花销。那么,他的钱从哪里来呢?控制着传媒这一“朝阳产业”的宣传部,并非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没有多少油水”。张小川曾把沙坪坝区一块广电部门拥有的土地以二亿元的价格卖给一个朋友。而根据市值,这块地皮至少值三亿元,国有资产就这样流失了一个亿。张小川从这一单买卖中究竟获利多少,明眼人不难估计。
   宣传部是个刽子手部
   中共的宣传部不仅是腐败部、流氓部,还是刽子手部。在过着腐败生活和流氓生活的同时,宣传部的官员们不会忘记党交给他们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即“扼杀人类一切的先进文明”、“愚弄中国所有的父老乡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宣传部对内是“洗脑部”、“愚民部”,对外则是中共国际形象的“公关策划部”。
   新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秉承其前任丁关根的作风和思路,以宣传谎言、消灭真话为己任。上任数年来,刘云山的某些讲话和作为,甚至比以“盯紧”、“关紧”、“跟紧”的丁关根还要冷酷。在中共建政之初,那些出任中宣部部长、副部长的高官,一般都是肚中有点墨水的文人和理论家,如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不管其思想保守或开明,至少还称得上是“专业对口”的“笔杆子”。但近年来中共的几任中宣部部长,已经失去了“学者”和“文人”的伪装,成为赤裸裸的党棍和文化艺术的刽子手。宣传部长的文化水准直线下降,丁、刘等人甚至连写作一篇文字通顺的讲稿的本领都不具备,更不用说拥有什么基本的“理论素养”了。于是,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才杀气腾腾地贯彻胡总书记的教导:“我们的宣传工作要向古巴和北朝鲜学习,他们的经济虽然遇到了一点困难,在政治上却一贯正确。”
   丁关根、刘云山、吉炳轩之流的左棍,是中国的戈培尔,也是中国的萨哈夫。他们不会说一句真话,说起谎话来却不用打草稿。最高层选择由这样的人物来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要职,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周密安排:看门的狗自然是越凶越好。今天的中宣部很难再出现一个像朱厚泽那样的开明派了——在最近中宣部传达的“黑名单”上,朱厚泽名列第一。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前中宣部部长成为中宣部最大的敌人。
   有了宣传部这样一个“刽子手部”的存在,要实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还遥遥无期、任重道远。不过,一个让人欣慰的事实是:今天的中宣部不得不躲到幕后进行种种黑箱操作,他们再不敢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振振有词地传播谬误和毒素、并率先展开对知识分子的大批判。他们也无法像邓小平时代那样,在媒体上铺天盖地地批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民间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评判体系,那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官方越要将其批臭,他们在民间就越香。这些官僚们也知道世界民主大潮不可抵抗,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好通过“打电话”、“开小会”的方式来实现禁书、禁报、封杀作者的恶行。他们不敢像昔日一样光明正大地下发文件,刀笔吏们开始害怕在历史上留下丑恶记录了。在执行来自更上层的命令时,他们心里也感到理亏、感到底气不足。这些丑陋的蝙蝠们躲在黑暗里,挥舞他们黑色的翅膀;而在不久的将来,在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这块土地上时,这些蝙蝠们终将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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