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怪谁
   
   
   

   中共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许运鸿是一九九九年落马的最高级官员之一。许运鸿事件与几年以前的陈希同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第一个相似点是：一个地方的官员共同腐败、共同犯罪，形成一张巨大的网，如同《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两大案件都是由经济案件所引发，然后牵扯出主管经济的副职领导，再顺藤摸瓜引出当地的最高权力长官，最后连带拉扯数十名大下官员下马。宁波事件共涉及违法违纪人员七十六名，其中省部级干部一名、厅局级干部十三名、县处级干部二十六名，堪称一场区域性的政治“地震”。而这些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十亿之巨，如果分摊在宁波五百万人民的头上，是每人二百多元，又堪称是一场经济“地震”。第二个相似点是：许多官员都是一家人共同腐败、共同犯罪，可谓“妇行夫职，子继父权”。两大案件都牵扯了官员们的多名家人在其中，有的甚至是“主心骨”落网，导致了全家落网。据称，许运鸿的主要问题是他的妻子傅培培和儿子许某收取他人巨额财物，然后影响许运鸿，利用许运鸿的权力为他人牟取利益。
   许运鸿不是以涉嫌受贿罪被捕的，而是以涉嫌职务犯罪被捕的。两者在量刑上有很大的区别。据称，许在被调查时，一直声称他在为别人（主要是企业）办事时，并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已经收了他人的财物。因此，许一边口称冤枉，一边责怪妻儿对他的“瞒和骗”。配偶、子女收钱，官员是否构成犯罪呢？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南方周末》记者方三文、余刘文在《腐败的新问题》一文中分析说：“许运鸿不管知不知道妻子儿女收了钱，都应构成受贿罪，因为他的妻子儿子收了他人财物，属于他们的家庭共有财产。如果以知不知道妻子儿女收受财物来定罪，势必造成法律漏洞。所有贪官都会让自己的妻子儿女收钱，然后称自己不知道。因为知不知道妻子儿女收受钱物，客观上很难取证。”我同意两位记者的意见，同时对许运鸿的“冤枉”感到很好笑。好笑之余，又感到其实并不那么好笑。在这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土壤。
   事败之后，许运鸿怪罪的妻子和儿女“败坏自己的政绩”，却丝毫不对自身进行反思。事败之前，他还为自己有如此能干的妻儿而感到自豪呢。而一旦事发，他很善于为自己寻找“替罪羊”，自己是无罪的，有罪的是妻儿。这种思路，其实并非始于许运鸿。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一直就有这样的思路：每当国家溃败、政治黑暗的时候，就有读书人站出来，指责把这一切搞糟糕的是后宫美女、是奸臣、是太监、是外夷等等，偏偏不指责皇帝。在中国，一直就很盛行所谓的“美女祸国说”、“奸臣祸国说”、“太监祸国说”、“外夷祸国说”等等。而君王总是没有罪过的，他们仅仅是暂时被“蒙蔽”罢了。于是，在这样一个幕布下面，君王这个最大的罪人却安全地逃逸了。虽然民不聊生、虽然饿殍遍野、虽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虽然忍无可忍的百姓“揭竿而起、斩木为兵”，但对于皇帝们来说，自己只是犯了一点小错误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会心安理得地推出几个替罪羊来告白天下。我在读《长生殿》的时候，刚开始还感觉很好，越到后来就越有恶心的感觉。这叫什么爱情？一到关键时刻，唐明皇便推出杨贵妃来作为替罪羊，让禁军将她杀了泄愤。禁军在杀完杨家兄妹之后，还三呼万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皇帝确实是“英明”的，而且永远英明。今日的陈希同、许运鸿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贪官污吏们，也学会了古代皇帝们的这套把戏，他们把罪过一古脑地推到家人的身上，而他们本人永远是无罪的。
   对于这种“障眼法”，也不是没有人能够看清楚。清代著名学者唐甄在《潜书》中专门有《鲜君》一章，对此有深刻的揭示。他尖锐地指出：“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也，君也。小人乱天下，用小人者谁也？女子寺人乱天下，宠女子寺人者谁也？奸雄盗贼乱天下，致奸雄盗贼之乱者谁也？反是于有道，则天下治，反是于有道者谁也？”一连四个反问句，句句机锋毕露，句句击中要害。按照唐甄的说法，“毒药杀人，不能杀不饮之者；良药生人，不能生不饮者”，不知在狱中愤愤不平的许运鸿，读到此处，还会那样愤愤不平吗？唐甄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贤人进则望治，一小人进则忧乱，皆浅识近见，不知其本者也。”当然，他身处专制时代，不可能提出建立民主制度来遏制和改变“海内百亿万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的现实，但是他能够认识到何为“本”、何为“末”，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
   政治人物喜欢寻找替罪羊，其他领域的人物也是如此，这种思路几乎影响了所有的中国人。不久前，有人对钱钟书的某些言论、文字和作为提出一些非议。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不管你是学界泰斗还是一代大师，你都没有拒绝接受批评的权力。然而，某些以研究“钱学”为己任的学者不能够忍受对钱钟书的批评。一位名叫李洪林的青年学者就认为，钱钟书的某些错误不是钱老本人的，而应当归罪于杨绛。这种思路，与以上的那些人物没有什么区别。我对杨绛的许多言行也不以为然，但是我认为根子还在钱钟书身上，有其夫，则必有其妻，丈夫的错误不能让妻子来全盘承担。怪来怪去，就能够维护大师的形象吗？
   我一边关注许运鸿的案件，一边在阅读法国政治学者路易斯•博洛尔的著作《政治的罪恶》。博洛尔在序言中指出：“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进步，不断地日趋完善，然而政治领域却是个例外。在政治领域中，仍然是欺诈与阴谋诡计在大行其道，人们的权利与自由仍然遭到蔑视与否定。……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充满着残杀、败坏和愚昧，这些政治罪恶的存在使我们获得的所有进步都丧失了意义。”把这段话对照近年来一系列越来越骇人听闻的贪污腐败事件，真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正如拉贝莱所说的那样：“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替罪羊的找不完的，抓替罪羊就像是用纸来糊船底的漏洞，于事无补。唯一的出路在于，在制度的建构和挥发每个公民的良知两个方面双管齐下。我们应当记住博洛尔的忠告：“只有具有某种哲学智慧与宗教信仰原则的人，才有资格行使政治权力。因为只有纯正的精神力量才是使社会免于腐败的‘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