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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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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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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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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韩少功《暗示》

   
   拼贴的印象,疲惫的中年
   ——评韩少功《暗示》
   
   韩少功的新作《暗示》又是一本“辞典”式的文字,在序言中他再次表达了“打破某种文体习惯”和“来一点文体置换”的意愿。然而,在我看来,从《马桥词典》到《暗示》,不仅没有体现出作者在形式探索上的丝毫进展,也没有反映出作者在思想力度上的任何开拓。对形式的玩弄和迷恋使作者陷入了固步自封,对现实的躲避和冷漠使作者囿于自言自语。同样是以“主题词”为核心的写作,学者毛喻原在《时代思想词典》一书中,贯注了对当下生活状态勇锐的质疑和批评,也申明了对彼岸世界艰难的追寻和触摸;而在《暗示》中,我只能发现一堆漫不经心拼贴的印象,以及由这些印象折射出来的一个疲惫不堪的、思想和身体一起失去活力的中年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与《暗示》扉页上韩少功的大照片是如此的一致。《暗示》中的大部分文字,都像是漫不经心的专栏文章——因为报刊篇幅和读者阅读习惯的限制,一般来说,这类文字要么是走马观花、要么是无病呻吟、要么就是人云亦云。尤其是《眼睛》、《面容》、《遮盖》、《时间》、《文明》这类的章节,简直就像小学生写的命题作文,我简直不敢相信它们是出自寻根文学大家的韩少功之手。更让我疑惑不解的是,居然有如此众多的资深文学评论家对这部作品大加赞赏乃至肉麻吹捧。难道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对文学作品的感知能力和评价标准?抑或他们在进行评论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维持文坛的等级秩序和利益分配?今天的中国文坛充斥着太多的类似于《暗示》这样的“皇帝的新装”。

   《暗示》中涉及最多的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知青生活和文革时代的回忆和描述;二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察和思考。两者都是能够透视中国现今社会状况的“焦点”与“热点”。一个有坚定的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个有敏锐的思想能力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的沉思和对其他民族的现实的关照之后,完全可以在这两个方面贡献出丰厚的文化财富和独到的思想观点来。但是,在《暗示》中我只发现了“一无所有”。
   《暗示》中有将近一半的内容都作者的知青生涯有关。有的文字写到了当年红卫兵的狂热和愚昧,有的文字写到了昔日农村生活的困苦和单调,还有的文字写到了八十年代之后知青一代的分化与困惑——有的朋友漂洋过海继续新一轮的“洋插队”,有的朋友则成为高官富豪中的“中流砥柱”。这些文字虽然不乏真情流露之处,但大都停留在津津有味的回忆的层面上,而缺乏对残酷历史的冷峻反思和对血腥青春的自觉忏悔。韩少功写到了一名知青朋友老木,其人早已移居香港成为房地产大亨,却经常回大陆来,到歌厅的豪华包厢里,一边高唱《红太阳》之类的“革命歌曲”,一边用种种花样来玩弄三陪小姐。对此,韩少功解释说:“他需要这些歌,就像需要一些情感的遗物,在自己的心身疲惫的时候,拿到昏黄的灯光下来清点和抚摸一番,引出自己一声感叹或一珠泪光。他不会在乎这些遗物有何种政治烙印。”在作了这番看似水到渠成的解释之后,韩少功还顺便嘲讽了那些“谈虎色变”的“右翼读书人”,认为犯不着为知青一代的“怀旧权”而大动干戈。不幸的是,我恰好是韩少功嘲讽的“右翼读书人”之一,我并不认同他的这种“二两拨千金”式的判断。诚然,老木是一名新时期新政策的受益者,他不会放弃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也不愿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式的革命,但在他的骨子里和心灵里,暴力的因子、等级的观念以及权力的欲望依然根深蒂固。按照我的分析,《红太阳》显然不仅仅是韩少功所定义的一种单纯的、“没有政治烙印”的“情感的遗物”,恰恰相反,它是那个信奉斗争和暴力的年代最深刻的文化象征物之一。《红太阳》的重新流行,也并非如韩少功所说的仅仅是知青一代人的“怀旧”,恰恰相反,这一现象正标识出今日中国人深重的精神危机。
   把《暗示》中的知青故事与王小波作品中的知青故事相比、或者与“中国知青备忘录”这套系列丛书中普通知青们“自己写自己”的故事相比,高下立现。韩少功在序言中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宣称:“在我看来,知识危机是基础性的危机之一,战争、贫困、冷漠、极权等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在这段貌似光芒万丈的雄文中,我发现了作者思想的极度枯竭和心灵的无比疲惫。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难道是“知识危机”吗?如果把今天与清朝末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可谓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但中国人的心灵状态真的比一百年前健康和安宁吗?我看未必。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少功的同代人、学者刘小枫就认识到中国危机的根源是信仰的危机。近二十年来,这一结论日益被文化界的诸多有识之士所接受,许多文化人也开始对信仰问题进行各种讨论和探求。然而,韩少功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依然在坚持自己的“买椟还珠”的套路。他把人们对“忏悔”的呼唤看作“新的思想专制”(《忏悔》),正如他那“洋插队”的朋友将教堂里的牧师想象成“戴着耳机的情报人员”、“有一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模样”(《教堂》)一样,只能说明他们这批人还没有摆脱《红太阳》时代“伪信仰”的阴影和伤害,他们还没有走上一条真正的救赎之路和朝圣之路。
   由于没有新的文化资源的引入,韩少功对外部世界的描述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在《后记》中说:“作者有过一些境外的出访和见闻,对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成果的感佩和疑虑,只是一些零乱随感,姑妄言之而已,应该说缺乏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以做基础。录之于书,是想提供一份中国人的感想速记,至少可以充做中外文化碰撞和交流的个案性材料。”这段话充满了矛盾和背谬:既然是“零乱随感”,为什么不经过深思熟虑而要匆匆发表出来,甚至要冒误导读者的危险呢?既然只是个人的见闻,为什么又要将之提升到代表“中国人”、乃至“中外文化碰撞”的高度呢?仔细阅读这类文字,我发现梦呓般的感想和言论无处不在。例如,作者无法理解甘地本人伟大的人格力量和“非暴力”主义的精神内涵,居然说“印度人甘地具有杰出的革命艺术”、“甘地创造了革命的美”,他用赞美伟大领袖的语言来描述甘地,并将甘地的事业纳入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体系之中(《甘地》)。我不禁感叹,如古人所说——怎么能够让夏天的虫子认识“冰”的存在呢?又如,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作者由布什总统短暂的惊慌失措就轻率地判断美国公众“六神无主”、信心全无。而接下的事实却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文化和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遇难现场帖满了写着诗歌的纸条,上教堂的美国家庭数量剧增,而美国人的民族情感也空前强烈。如果是一个鲁迅式的、有自省能力的中国知识分子,会由此而反思这样的命题:如果中国遭遇到同样的灾难,中国人的表现会比美国人更好吗?我期待韩少功作这样的思考,而不是站在一边对他人的灾难隔岸观火、冷嘲热讽。这种做法既打击不了“敌人”,也于自己无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包括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等)的影响,韩少功还对所谓的“进步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穷国国民对幸福的追赶成了一个令人兴奋不已又痛苦难熬的过程。……他们生搬硬套或半生不熟的现代化,又常常需要太多的代价:压力和冲突加剧,道德和秩序瓦解,众说纷纭令人目眩,政乱频繁致人力乏,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大规模重构中总有一批倒霉蛋在内战、政变、犯罪、失业、破产、灾祸以及荒漠化中牺牲出局,以至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后发展国家一直在忍受这种代价却无望收获,屏幕上的好生活一步步离他们更远。”(《进步主义》)这种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我认为它的背后有着巧妙的批评策略。对于今天依然在贫困和混乱中挣扎的第三世界来说,批判昔日殖民主义的罪恶和今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公正是必要的;但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者来说,更需要的是批判本国统治者的腐败和专制。批判前者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有时反倒会获得西方左派知识界的喝彩,进而享有“国际学者”的名声;批判后者却相当的危险——权力者就像老虎一样随时可能会跳起来咬人。我发现了韩少功在义正词严背后的闪烁其辞,他深知什么东西可以批评,什么东西不可以批评,这就是掩盖在“真诚”背后最大的“不真诚”。
   最后,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暗示》是一个失败的文本,它“明示”了韩少功以及他的若干同代知识分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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