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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对“王希哲:‘万年筹委会’才是造成民主党今日困局的‘错误路线’——反驳对民主党党部系统攻击的几点辩护提纲”的补充说明(2007年3月30日)

对于我1998年何时参与当时中国民主党的组建以及是怎样参与的,现在流传着许多似是而非的版本,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就以上两个问题,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特别是王希哲先生2007年3月28日极为严肃和严谨地记述了1998年所发生的中国民主党组党一些情况,许多地方涉及到我,我更觉得有必要做一些补充的说明,以感谢王希哲先生的公道。

   鉴于我当时的政治活动是在中国国内,我的许多资料已在中共当局屡次抄家的过程中丧失,故而谈出来的毕竟是我个人的记忆,若有时间、地点和人物的差异,当以史料为准。好在我相信,中共当局抄家抄走的我的许多资料,可能还完好地保存在中共情治机关的档案里;特别是我当时的通讯往来,中共情治机关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监听、监录。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历史资料会大白于天下。

   另外,能够为我所谈到的这些历史事实作佐证的重要见证人基本仍在狱中,按理为了他们的安全本不应涉及他们,但考虑到我现在能谈的情况早已不是秘密,他们的案早已结,正在服刑,不致对他们产生不良影响。

   一. 我从事政治活动的主要时间是从1978年到2002年,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险恶的政治环境是人人皆知的,所以当时的各种政治上的提法和说法,一定不会像在西方社会生活的人那么自由,那么无顾及,是很自然的,相信大家可以理解。

   二. 1993年5月26日,我第一次被假释出狱。12年48天的牢狱生涯只是磨砺我更加决心:要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那时,我已经和外部世界隔膜了十几年,中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特别是我的朋友、我的同仁们都在哪里?这些都迫使我只能采用“广交友,不结社”的策略应对,我整整把这个策略坚持到了1997年11月29日。倘若没有这样的甘苦和用心,1998年我的朋友和同仁的队伍中怎么会突然冒出了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刘世遵这样一群领袖式的人物?我当时对“广交友,不结社”的坚持,至少可以由现在也已流亡在澳洲的高峰先生作证。当年他还是一个政治青年,1995年他和一些朋友一起极力推动我出山,后来他也蒙受了炼狱的考验,方能体会我的苦心。

   三. 到了1997年11月29日,我以和路透社记者谈话的方式,明白无误地宣告了我的新的政治征程的开始。我的政治纲领概括为四句话:“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也许这类政纲和仿品太多了,至今,除了中共的情治机关之外,甚至没有引起我的朋友和同仁们的重视。

   四. 在1997年11月29日我这个政纲宣布之后,我就以积极和公开的姿态开始了新的政治活动。最主要的政治活动有:与海外民运建立密切的联系;推动中共签署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从要求言论自由入手,和秦永敏共同创办了《中国人权观察》,短短半年,竟然出了近五百期之多;同时完成了从1978年的“实体民主墙”到1998年的“空中民主墙”的过渡;一天最多的时候,我要接受10个以上的媒体采访,与各国驻京通讯社、记者以及各国驻华使馆建立了密切和频繁的联系;仅仅BBC和澳洲广播电台每个月都会作一次深入的电视采访。

   五. 1998年1月9日,与在香港的韩东方的对谈,正是起因于我们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号召工人建立独立工会,同时也在推动和号召建立独立农会,这实际上是为我们1980年就开始的组党活动寻求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我们向民众的深入动员不够,始终是民主墙以来中国民运存在的严重不足。这个时期,我们已经开始把我们的策略从“广交友,不结社”调整为了“广交友,缓结社”。实质上,“不结社”也罢,“缓结社”也罢,不就是要结社嘛,那个“社”引申一下,不就是党嘛!在这一点上,中共的情治机关比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仁们乃至海外的朋友和同仁们更加敏感,他们提高了对我的警戒等级。

   六. 1998年4月21日我接受旅法记者安琪在美国的越洋专访,从理论上完成了《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我为适应中国大陆形势变化而开始的新的政治征程的前期铺垫工作基本完成,蓄势待发。

   七. 1998年6月20日秦永敏和我密切配合,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了“政治反对派”的大旗。

   八. 1998年6月25日浙江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突然提出筹组“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现在知道了,筹组“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公告和党章的起草人祝正明及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朱虞夫、毛庆祥等人更是筹组“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核心成员。当天,我和秦永敏立即通了长时间的电话,双方不约而同地拍了大腿说:“嗨,又早了!” 对此,当时在美国的张伟国先生有过一段十分公允的评论:“王有才等宣布组建民主党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他们的海内外同志和朋友也给予了正面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在把握时机方面是否恰到好处?有人认为王有才的举动违反了部分民运人士‘广交友,缓结社’的共识,对目前中国大陆社会的形势是否已经到了组建反对党的阶段,人们显然存在着不同的判断。”——张伟国《组党运动不应忽略的两个盲点》(《北京之春》98年11月号)

   九. 此时我和秦永敏商定,以大局为重,公心至上,决不起新名,号召并身体力行,统一地在全国建立“中国民主党”地方组织,以形成全国的规模,造成国际的影响。1998年6月25日这一天,也就是我和秦永敏正式开始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的第一天。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们主动放弃了“广交友,缓结社”的策略,但是这种看似微妙却是决定性的变化,很可惜并未让海外的朋友们明察。

   十. 1998年9月21日在中国政治中心——北京成立的“徐文立办公室”,就是为建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组织和策划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做准备。此时,我们的工作班底浮出了水面,人们开始知道了四个几乎完全的新面孔: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刘世遵。历史证明,他们四人对中国民主党事业坚贞不渝、不辱使命,成为了全国中国民主党各地组织中最有韧性、最有战斗力的团队,为中国民主党的大旗在中国大陆不倒并高高飘扬,做出最大的贡献,也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同时,我们开始了探索与“中发联”的联系,实际上是想寻求知识界的政治盟友,可惜“中发联”不是。在此期间,即1998年7月10-16日,朱虞夫、祝正明、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人被中共政府扣压起来,我和浙江朋友、武汉秦永敏以及海内外的朋友们首次请律师朋友介入发起了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和“法律后援团”,以“7•10案”大营救,发动了全国1998年7月16日19省市100位和1998年8月10日22省市138位政治反对派人士的联署抗议,使营救活动达到了高潮,朱虞夫、祝正明、王有才等人先后被释放。而且,营救活动,为在全国范围建立中国民主党的地方组织集聚了队伍和干部。从此,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至今,我们高兴地看到:1998年6月25日由浙江民主党人筹备成立、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达到高潮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有以下五大特点和成就:

   1. 中国民主党1998年创建于中国大陆,而不是海外。

   2.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和京津党部组织1998年所颁布的党章或临时党章、公告、特别是2000年1月1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所发布的《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都表明中国民主党是有坚实的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是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组织。

   3. 中国民主党1998年的创建人是一个大的群体,她的主要成员来源于1978年的中国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她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她的40多位领导人都经历了监狱的炼狱的考验;至今尚有20多位领导人仍在狱中受刑。

   4. 中国民主党1998年建党运动先后发生于中国大陆的28个省市、自治区,因而她具有了全国性的规模。

   5. 中国民主党自1998年创建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美国和各国政府、联合国人权会议以及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1999年度在王希哲先生和王炳章先生的领导、廖燃先生协助下让中国民主党人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作为一个集体成功地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因而她具有了一定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当然,要得到必然会有付出。甘蔗没有两头甜。天下没有不付出就得到的好事情。不付出就想得到,那是痴心妄想。在中国共产党的残酷的统治之下,中国民主党人不想付出血的代价,休想在中国大陆争得到党禁的突破。我们能做到的充其量也就是尽量减少牺牲。早年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尚且知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倘若中国民主党人连这样一点的英雄气概都没有,也就不要奢谈什么“公心至上,服务于大众”了。我徐文立是个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但自视还不致傻到不顾现实的地步;尽管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徐文立会“打着红旗反红旗”,但是我也从没有奢望过共产党不迫害我。1978年到1980年,我积极参与和组织民主墙运动,顶多也就是企盼把这个事情拖得越长久越好罢了,我从不指望共产党不把我捉去坐监。我能理解,谁也不想坐牢,谁都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1980年初我就经《四五论坛》全体编委的签字同意,主动停刊了《四五论坛》,当时一位糊涂的好人杨靖,在一位“高参”XXX的支持下,只复刊了一期,大骂我徐文立为投降主义,也就办不下去了。1980年6月10-12日我和希哲、维邦、二安甘家口组党会议之后,我紧急下潜、忍辱负重,甚至暂停了一切政治活动;1981年初,我又多次拒绝XXX的邀请,不同意参与他那又是在那个XXX、XX等人鼓动下搞的,什么“到中共‘人大’去告中共九号文件的状”这种荒谬绝伦的激进而又愚蠢的行动。可是,1981年4月9日那腥风之夜,中共政府放过了我徐文立吗?非但没有,共产党不但判了我15年徒刑外加四年剥权的重刑,成了民主墙时期被判刑最重的一个,甚至牵累了在1980年组党问题上无辜的希哲、维邦二兄。最近,吕XX那几句只要我1998年不组党,中共就不抓我、就不镇压中国民主党的鬼话,纯粹是骗人的天方夜谈;他无非是想把我徐文立妖魔化为“言而无信、急功近利”的小人而已。对于吕XX这样一个当年组党时、即1998年11月18日就公开的背叛者,前些时候又不断让我和希哲伪证他出走澳洲的弟妹与中国民主党关系的人,我只想奉劝他:请不要学倪育贤这个人渣,拿无耻当正义!

   以现在的结果看,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反对党目的初步达到了,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中国民主党人已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挺了过来,中共政权要想把她剿灭的企图已经破产,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茁壮成长,尽管她的前程依然是那样的艰难。我们欣慰同时又辛酸地看到,“中国民主党”这个金色的旗帜,在有些人那里、甚至当年的反对者那里,竟然是那样的令人趋之若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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